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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徐建融：“胸中有道理”，而不应“嘴上讲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道理”

20世纪70年代，张大壮、唐云两位先生都对我讲过一个做人作画的原则：“口头上让人，笔（手）头上不让人。”意思是，什么是好画、什么是不好的画，不要与不同观点的人争对错、讲道理，而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笔（手）头的水平。所谓“一个实际的行动，胜过一打理论的纲领”，也正是同样的意思。后来，乔木先生又和我讲，这句话最先是由江寒汀先生提出的。

再后来，我与谢稚柳先生走得更近了，他又经常和我讲到他的老师钱名山先生的一句话：“胸中有道理。”说是一个人一定要懂道理，但懂了道理就应该把道理放在心里，而不可挂在嘴上；如果老把道理挂在嘴上，那就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地懂道理。因为，把道理挂在嘴上，这个道理就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而把道理放在胸中，这个道理才是用来要求自己的。

任何道理，尤其是人文艺术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我所悟知的道理当然最适合我去遵循，未必适合别人。以我的道理为标准，看不惯别人的做法，好心好意地给他讲道理、帮助他纠正，他还看不惯我哩！这也是为什么潘天寿先生反复强调：“以自己晓得的东西（道理）排斥自己不晓得的东西（道理），这不是学者的态度。”

谢老还给我讲过一个事例。民国时，徐悲鸿执掌中央大学艺术系，聘请张大千和谢稚柳担任教中国画的兼职教授，而其时，傅抱石先生为中大艺术系的专职美术史教授。有一次，张、谢正在校园里散步，傅迎面走过，他们互相打了招呼，傅恭维了张的画艺，张赶快说：“哪里哪里，我是小人动手，你可是君子动口啊！”这句话，张大千对梅兰芳也讲过。在张，当然是自谦；同时也再次实证了应该“胸中有道理”而不应“嘴上讲道理”的道理。

道理放在胸中以提升自己的笔头，还是挂在嘴上以帮助别人做出改变？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着具体的表现。

专论宋代的书法：在今人的眼里，宋代当然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涌现了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等一大批高手，但北宋前期这些高手出现之前，这段时间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低谷。如朱长文《续书断序》便认为，因“五季之溃乱，而师法罕传，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虽志于书者，既无所宗，则复中止”，导致了“学者犹未及晋、唐之间多且盛者”。赵构《思陵翰墨志》更直言：“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面对这样的颓势，苏轼、米芾出现了，而且他们都悟得了怎样写好书法的道理。当然，他们的道理各不相同。

徐建融作品

怎么办呢？

第一个办法，便是不要把自己的道理挂在口头。你讲给别人听，指导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去实践自己的好道理，取得书法的好成绩。但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你苦口婆心的好意，不仅改变不了别人、提高不了别人，甚至可能遭人讨厌。而你把精力用到了别人身上，自己也就没有时间来实践你的好道理。包括苏轼循循善诱地教导米芾如何“画字”，米芾诲人不倦地指导苏轼如何“刷字”。

第二个办法，便是把自己的道理放在自己的胸中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手头和笔头。结果显而易见，苏轼用“画字”的道理写出了“画字”的好书法，米芾用“刷字”的道理写出了“刷字”的好书法。包括黄庭坚、蔡襄等等，无不用自己所悟得的道理指导自己的手头和笔头，写出了各自的好书法，终于造就了北宋书法的高峰。

那么，今天的文艺界呢？

以书法论，为了创造书法的高峰，写“俗书”的给“丑书”讲道理，写“丑书”的给“俗书”讲道理，居“庙堂”之高的给处“江湖”之远的讲道理，处“江湖”之远的给居“庙堂”之高的讲道理。专业人士给老干部、作家、明星讲道理，或苦口婆心、或循循善诱、或诲人不倦、或义正词严地指导对方：你这样写是不对的，应该那样写……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劝导”几乎毫无收效。我每对他们中的任一人讲，你讲的道理非常正确，但改变别人难，改变自己相对容易。这样好的道理，如果你用于自己的手笔，不是又出了一个苏轼甚至王羲之吗？今天的书法，不又成了一个高峰期吗？

绘画亦然。传统派热衷于给中西融合派、反传统派讲道理：传统是如何优秀啊！“三绝”“四全”是世界绘画之林中独有的中国特色啊！你们应该好好传承传统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啊！反传统派则热衷于给传统派讲道理：传统已经过时了，应该接轨国际、走向世界，墨守传统就是穷途末路，我们应该将西方的现代艺术拿过来为我所用……弄到最后，传统的不振便归咎于中西融合和反传统派的没有好好传承；中西融合派和反传统的不成气候，便归咎于传统派的保守所以没有好的创新。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传统派一致把传统的式微归咎于徐悲鸿的中西融合时，谢稚柳先生明确表示：“仁者如射。”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读画会上，传统派一致地把传统的衰颓归咎于吴冠中的“反传统”时，我最后发言：“足球踢不好不能怪王楠打乒乓！”

孔子说：“讷于言，而敏于行。”又说：“予欲无言。”无非都是“胸中有道理”而“口头上让人，笔（手）头上不让人”的意思。而有文化的人中则多好讲道理的人。其实，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

记得至少20年前，我从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节目中听到一句旁白刻骨铭心，曰：“选择同人类打交道，是最不明智的一种做法。”而我将那句旁白演绎为：“选择同好讲道理的人打交道，是最不明智的一种做法。”

但问题是，好讲道理的人要热心地盯着你、缠着你同你打交道，给你讲道理、帮助你、提升你啊！而他讲的道理你又不要听，你又该怎么办呢？如明代的李贽，自述好“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世耳”，听者不胜其“狂”。他的朋友梅衡湘便表示：“如此老者，若与之有隙，只宜捧之莲花座上，朝夕率大众礼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声价也。”这与《颜氏家训》中对那些夸夸其谈而“不涉世务”的文人应该“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的做法如出一辙——就是即使不要听、不同意其观点，也不要与其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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