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1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随着全球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融资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是发达国家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更是其在《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下必须履行的义务。本届大会有望推动各方商定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以取代此前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的承诺。

谁是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呢？科学研究已证实，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发展中国家却在为此埋单。

事实上，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仍占全球的77%。另有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然而，部分发达国家依靠其优势，将自身的碳排放责任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一直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与压榨”。

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就做出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但发达国家在气候融资方面的表现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贷款多赠款少，甚至把发展援助资金改头换面算作气候援助资金。虽然其自称气候融资完成度几乎逐年提高，但“掺水”“凑数”问题严重。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此前发布的报告，发达国家并未兑现1000亿美元的承诺，从2013年至2019年仅有3年超过700亿美元。2019年完成情况相对好些，但也仅为796亿美元。而即使是这份报告，也被质疑掺杂太多“水分”，未能反映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国际慈善团体乐施会发布的报告称，发达国家所报告的气候融资中，80%是以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提供，而且其中约一半是非优惠贷款。此外，一些国家把开发项目资金、人道主义援助等错误算成气候融资。

除了在气候融资问题上不负责外，发达国家还通过贸易机制和规则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近年来，西方国家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再度提升所谓环保门槛。它们一方面将高排放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进口其廉价产品，另一方面以高排放为由对生产端而非消费端施加“惩罚”措施。欧盟去年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从海外进口的碳密集型产品收取高额关税，英国、美国也在酝酿出台类似政策，这些都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

有分析称，“碳边境调节机制”并未显著推动全球减排，却对全球贸易产生了较明显的负面作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进程。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非洲受“碳边境调节机制”负面影响最大，这将导致非洲对欧盟的铝出口下降13.9%，钢铁出口下降8.2%。

欧盟理事会还于今年3月批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要求企业调查供应链中的所谓人权、环境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下属的国际经济发展项目组高级研究员乔迪·基恩指出，包括该指令在内的一系列“绿色标准”实际上将欠发达国家置于“绿色压榨”之中，仅欧盟禁售涉森林砍伐商品的法规就能使最贫穷国家的出口下降10%，并导致单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这些措施会增加贸易壁垒，由此造成的收入减少不仅会影响发展，还会阻碍最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