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G20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今年峰会的一个特殊之处，是与会成员从20个变成了21个。 　　新增的那个“1”，就是中国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在去年加入G20的非盟。超过14亿非洲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大。 　　△谭主在G20峰会的会场里约热内卢现代艺术博物馆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如果说G20刚成立时，是发达国家给与会的发展中国家“拉单子”“提条件”，现在，这种不平衡正在被打破。 　　这背后代表的，是“全球南方”的崛起。这种改变，将为全球发展带来哪些想象力？ 　　10亿人和更多人 　　当地时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发表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的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分享了中国的减贫经验。 　　之所以讲这个主题，是因为这届G20峰会的主办国巴西，将“消除饥饿贫困”作为首要议题。 　　巴西，一直深受饥饿与贫穷之困。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个片段： 　　2022年，还是候任总统的卢拉在谈到巴西正与饥饿作斗争时当场落泪，他表示，如果在自己任期结束时，每个巴西人都能再一次享用早餐、午餐和晚餐，自己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事实上，不止巴西一个国家在同饥饿与贫困斗争。现在，全球仍有6亿人遭受饥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主任徐飞彪告诉谭主： 　　贫困和饥饿问题不是自然而然能解决的，需要政治决策。反贫困与反饥饿，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工程。当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都在恶化，而发达国家那套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被实践证明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目前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方案、解决方案。 　　减贫政策的背后，是这个国家治理的思路。 　　对拉美国家政策有着常年研究的中国现代院专家严谨表示： 　　减贫是卢拉政府执政很重要的一项政策，近些年也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巴西在G20峰会上推动减贫议题，一方面是能分享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G20，在全球层面争取到更多资源。 　　巴西政府认为，当前全球缺少一个可相互分享经验的计划。同时，G20不应只关注“黄金十亿人”（发达国家人口数）的利益，同样也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就是说，G20需要更多关心涉及更多人利益的议题。消除贫困，就是其中之一。正因如此，巴西政府在峰会前提出倡议，要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 　　谭主了解到，中国也是这个联盟的创始成员。 　　事实上，在G20之前，很多国家已经在向中国学习这样的治理经验。 　　谭主了解到，今年访华的国家都在提“向东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提到，和西方学习了100年，到了现在，在一些问题上甚至还出现了“倒着走”的情况，他们表示，不想变成西方现在的样子。 　　所以，从减贫这一议题的设置就可以发现，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就表现在这些国家立志，解决那些发达国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关乎更多人的利益。而这一理念，与中国一直提倡的理念不谋而合。 　　习近平主席曾在2020年的G20峰会上提道： 　　“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 　　饥饿与贫困问题的本质，还是发展问题。而发展，也是中国一直在G20引领讨论的议题。 　　中国现代院专家严谨告诉谭主： 　　当前，发达国家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过分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压，都在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8年后，巴西又一次接过这根接力棒。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直在积极寻找发展的增量。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上，“数字经济”首次被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此后，这一议题持续成为G20核心议题。 　　谭主梳理了2013年以来中方在历次G20峰会上的发言，中国关注的，都是事关发展的议题，都是顾及最大多数人的议题。 　　这，正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出的声音。 　　一组矛盾数据背后的希望 　　峰会前，世贸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G20的报告，其中提到这样一组矛盾的数据： 　　2023年10月中旬至2024年10月中旬期间，G20经济体在货物贸易方面推出了141项贸易促进措施；但与此同时，G20经济体提出了91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要知道，G20成员的GDP占全球的85%，贸易额占全球的80%。世贸组织的这份报告意味着，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正在经受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明告诉谭主：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势力的博弈其实一直都存在，从最近10多年的数据来看，在这其中大多数的年份里，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是慢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而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都是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当时，贸易是发展的“发动机”，而现在，是在局部范围内“拖后腿”。 　　尽管博弈长期存在，但最近这段时间，却出现了更加危险的信号。 　　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一项数据： 　　在报告所述期间，G20经济体启动贸易救济的平均次数为每月25.4次。 　　贸易救济工具，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等等，而今，这些手段都在被滥用。最为明显的，就是谭主最近在持续关注的，G20成员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事情。 　　在谈及这种转变时，徐飞彪提到了一个词――产业链上游。 　　事实上，这个词也是这次G20峰会存在较大分歧的焦点议题。 　　专业人士披露称，G7国家公开反对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只让其进入供应链。 　　徐飞彪给谭主解释了分歧背后的原因： 　　供应链更多的是产业内的供求联系，比如原材料及中间产品的供应、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关系链条等；产业链则涉及跨产业间的关联，是更广的经济合作状态。发达国家与南方国家所谓的“供应链合作”，本质上就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包括关键矿物、关键材料等。 　　按照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发达国家占据着产业链的上游，享受着科技溢价、技术溢价、品牌溢价。 　　很明显，部分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想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权利。 　　而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天然就是“接单”的角色。 　　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最复杂的产业链，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平台，各国可以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巴西，已经是其中的受益者。卢拉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西这个月的汽车产量打破了历史纪录。 　　这背后，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多家中国企业在巴西建厂，包括纯电动大巴底盘厂、太阳能板厂、电池工厂，帮助巴西构建自己的新能源产业链。 　　很明显，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超越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限制与封锁，让各国平等享有发展的权利。 　　一个追求公平的协定 　　除了减贫与贸易，气候变化问题，同样是这届G20峰会的焦点议题。 　　事实上，就在G20峰会召开的同一时间，联合国气候大会也在召开。 　　这届大会的目标是商定新的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目标。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同意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以帮助其适应气候变化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直到2022年，发达国家才首次实现这一目标。 　　而今年探讨的，是要在2025年前，将这个1000亿美元的目标调高。根据联合国的最新估算，到2030年，气候融资需求将超过每年1万亿美元。 　　之前每年1000亿美元都无法完成，现在每年的数字多了一个“零”，完成情况更令人担忧。而更让人担心的，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会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长期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清华大学唐新华告诉谭主：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最大排放者，美国的退出，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履行承诺会形成极大负面影响。 　　也正是眼看美国有“退群”的趋势，部分发达国家，在G20峰会上，也开始动了重新制定资金方案的“歪心思”。 　　唐新华表示： 　　这笔钱谁来出、怎么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个气候治理最权威的多边平台已经有过明确共识。而发达国家在G20框架下去谈资金问题，明显是想推卸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分担其本该承担的责任。 　　而这些行动，已经在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刚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归来，他跟谭主分享： 　　如果没有明确的资金目标，很可能会破坏原来《巴黎协定》里双方达成的政治互信，导致将来发展中国家难以落实提出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无法产生正向的循环和激励，最终让谈判沦为互相指责的“游戏”。 　　相比于“甩锅”的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在通过合作，推动着能源转型，创造着机遇。 　　有数据表明，2023年初到今年10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至少130笔海外清洁能源技术项目中投资了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正好是发达国家承诺的一年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是行动更快的那一个。 　　第一次非盟加入的G20峰会 　　谭主注意到，就在这届峰会召开前，有不少人提到，G20峰会已经接连在印尼、印度、巴西召开，下一届的G20峰会，将在南非召开。由此，不少人表示，G20进入了“全球南方”时刻。 　　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了如何提升“全球南方”的话语权： 　　“要积极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性和话语权。”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今年，是非盟参加G20峰会的第一年。而这，还只是第一步。 　　谭主找到一组数据： 　　当前，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17%的总配额，仍是其最大股东，在任何关于配额公式更改的讨论中享有实质上的否决权。 　　当前，非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5.2%的总配额。其中，南非拥有最大的份额，为0.64%，其次是尼日利亚，为0.52%。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呼吁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原因。而G20，正是实现这一公平治理目标的可行路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通过特别提款权（SDR）特殊分配协定修正案，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及融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而该协定，就是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的。 　　为何G20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徐飞彪告诉谭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现有重要国际组织，其行动决策是各国协商基础上推动的，大国拥有决定性投票权。国际机制的存续运转取决于大国合作，作为全球主要大国合作的平台，G20达成的共识和形成的行动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有义务和必要推动落实。 　　事实上，在多个国际组织中，仍是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占据主导权。 　　推动相关的改革，绝非易事。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也在积极地给出解决方案。 　　就拿债务问题来说。一直以来，由于美西方国家的偏见，加大了非洲国家的借贷成本，也客观上加剧了非洲国家的债务风险。非洲国家一直呼吁多边开发银行重新审视修订“债务可持续性”这一关键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而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成立的新开发银行，作为辅助性、补充性的组织，正在弥补现有机制的不足。通过这种方式，能让非洲国家享有更公平的待遇。全球南方国家也在通过这种合作，倒逼相关机构的改革。 　　随着“全球南方”的不断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相应的话语权，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因为，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在行动。无论是减贫，还是发展，无论是绿色转型还是全球治理，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在做。 　　正如古语提到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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