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老友发给我老上海街景的一组图片，除了熙熙攘攘的南京路、四川路，更多呈现的是里弄居民的日常生活：巷头街角的小店小铺、老虎灶头、小吃摊，晒着花花绿绿衣服像“万国旗”的小巷，比起现代化的上海，似乎不在一个空间。

看起来脏、乱、差的弄堂，却是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快乐天堂。老上海最亮眼的街景，是这么一群穿着补丁衣服的追风少年。

疯狂少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住在中山南路593弄，在王家码头与复兴东路之间，隔条外码头路就是黄浦江。593弄才百米长，两米左右宽，共8幢石库门房子，却住着百来户人家。我父母在那里居住40余年，我住了6年，直到考进复旦大学。

每天清晨5点左右，全弄堂在“当啷啷”的粪车摇铃声，伴随着“倒马桶咯”的吆喝声中醒来，随之而来的是全弄堂“嚓嚓嚓”的刷马桶声，伴随着粪便的臭味，再接着就是生煤球炉子伴随着呛鼻的烟味无孔不入，钻进家家户户。这就是593弄人家起床的标准“晨曲”。早饭后，上班的、上学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出弄堂口。过后不久，各类小商小贩开始川流不息，各种铃声、吆喝声响起。

“阿有啥藤棚棕棚修伐？”这是摇着铃进弄堂的。

“阿有菜刀、剪刀磨伐？”这声声叫喊，活像京剧《红灯记》里的“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

“桂花糕，芝麻花豆糖！”现金可以买，但更多的是用旧衣服、破皮鞋、旧报纸杂志来换的。

“芝麻糊，赤豆汤，香喷喷，甜蜜蜜！”拉长的调子，这是敲着竹筒唱进来的。

“朗（晾）衣裳杆要伐！”一个人背着十几根长竹竿晃悠进来，晒衣服的长竹竿家家必备。

最后，是下午5点左右进来的卤肉推车，鸡心鸭翅牛百叶，猪舌猪肝猪头肉，这是下班回来职工的下酒菜。

百来米的小弄堂从来没有寂寞过。而一过四点，孩子们放学，弄堂里顿时喧嚣起来。在593弄，像我这样十二三岁的少年有五、六名。从王家码头到复兴东路之间有十几条这样的弄堂。虽然在不同学校上学，但放学时间是统一的。回到家，书包一扔，弄堂口集中，就疯玩去了。巷头街头，到处都是一伙一伙疯玩的少年。疯玩玩什么呢？我玩过的项目列单如下：抽陀螺（我们称抽“贱骨头”），滚铁圈，打弹子（小玻璃球），盯铜线，刮香烟牌子，斗哑铃，集邮，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

这都是我们当年的玩具，没玩具照样玩，和邻里少年比赛翻筋斗、跳马（从人背上跳过）、摔跤，当然，也吵架、打架。我被人家打出鼻血、打裂嘴唇是常有事，用小棉球塞鼻孔，用碘酒涂一下开裂的嘴唇，第二天照样和邻里少年玩。如果哪家孩子被打痛、打哭了，家长拉着孩子上门讨说法，那这个孩子成了“弃儿”，谁都不跟他玩，走到哪里都被嘲笑，还朝他唱“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开得高，吃蛋糕，开得低，吃鼻涕！”

这些都不花钱。如果口袋里有5分钱，就去打康乐球，去路边的小人书摊看连环画，5分钱可以玩半天！

当然，这些都是户外活动，必须是好天气，至少不下雨。下雨天有下雨天的玩法。在绵绵春雨的星期天，我们找一处冷僻的角落，摆开军棋大战，四、五盘棋一字摆开，不同弄堂各出一、两名选手对弈，围观的人比棋手多出几倍，阵势壮观，但人人都神经紧绷。一旦分出输赢，输的一方就必须起立认输，向对方表态“我是你手下败将”，这关系整条弄堂的脸面。如果夏天下大雨，我们这些屁孩子更加兴奋，只穿条短裤，光着上身，十几名少年挽着肩，站在弄堂口大唱“落雨喽，打烊喽，小八辣子开会喽！”“炒啊炒，炒好黄豆炒青豆，炒好青豆翻跟斗！”“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

下暴雨，我们发明一种游戏，可能是全球首例。我们把屋檐管道流下的雨水灌进嘴里，然后站在一条线上，向墙壁喷出，没有喷到墙的就在雨中罚站5秒钟。到最后，每个人都全身湿透。回到家，我母亲从不责怪，扔条毛巾说“擦干净，换条裤子”。雨过天晴，又到外面疯玩，一身大汗回来，我母亲还是扔条毛巾，“去水龙头冲冲”。母亲的宽容，是因为我没有突破她的底线。

当时我母亲对我实行“底线管理”：不出事，不惹事，其余一切由我。我父亲对我实行“业绩管理”：看期末成绩和老师评语，其他也不管。好在我读书很用心，从小学到高中，期末成绩从未跌出过前三名。

不知是到了年龄，还是感受到中考的压力，到了初三，我忽然自觉地收敛，把所有玩具都给了我弟弟，放学回家就埋头学习。

我快乐的少年时代随风而去，但很快找到新的快乐：读书。除了学校作业，我读各种各样的书，每本书都给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新世界。

花衣街上练摊

花衣街离我家隔条马路，步行10分钟就到。沿街有很多小店铺，很繁华，是我们附近居民的小商业中心。到了夏天，那是少年们的会聚之处，斗蟋蟀的时候到了。一百五十米左右的街道两旁全是蟋蟀摊，除了几处有模有样的，绝大多数都是少年个体户，有些人坐着小板凳看摊，绝大多数都席地而坐。蟋蟀鸣叫声，吆喝声，呼朋唤友声，叫喊声，还有吵架声，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时，蟋蟀小的2分钱，稍大的5分钱，最贵的也不过5毛钱。我口袋里只有几分钱，实在买不起，但无法抵御斗蟋蟀的诱惑，我决心去浦东捉蟋蟀。

从浦西去浦东，坐复兴东路航渡船，价格是1毛，去时买，回来上船即可，不用再买。我没有那么多钱，就约上一名小伙伴，两人坐小舢板过江到浦东塘桥，回来坐航渡船，来回才花了3分钱。

一到塘桥，我便一头钻进毛豆地里，里面蟋蟀活蹦乱跳，我俩很快捉了20来只。毛豆地密不透风，我俩一身大汗，不得不快快窜出来透气，把蟋蟀装进小竹筒。回到家，我们把毛豆揉碎喂它们，每只蟋蟀都吃得饱饱的。

这么多蟋蟀怎么玩？我们不约而同说出：“到花衣街卖蟋蟀去！”我俩兴奋异常，还明码标价，最大一只卖1毛钱，另一只大的卖5分钱，其余小的卖2分钱。我俩兴冲冲赶到花衣街，找一处空地坐下，便摆开摊了。谁知，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一小时下来没卖出一只。

正在发愁时，却窜出个愣头儿青少年，看到我们盆上标着“1毛钱”，就挑衅我，“这么个烂货还敢卖1毛钱？我这只2分钱，敢不敢开斗？”他把盆子打开，那蟋蟀确实不大。看到他那副嘲笑我的面孔，一股不服输的倔劲上来了，我对他吼“斗就斗，谁怕谁？”

一看有斗蟋蟀，一批人就围上来。因为我的蟋蟀盆比他的大，按规定，他把蟋蟀放进我的盆里。斗蟋蟀，不赌钱，谁的蟋蟀斗输，蟋蟀就归赢方。我的蟋蟀非常争气，当时那只蟋蟀刚入我的盆里，它就360度转动它的长触角，然后展翅鸣叫，张开大紫牙，对方的蟋蟀还没有反应过来，它冲上去来回撕咬，三口下去，对方的小蟋蟀就跳出盆外，三跳两蹦，不知逃到哪里去了。那名少年不要了，我也不要了，我大获全胜！

围观的一名少年大喊“这只蟋蟀1毛钱，我买下了！”另一只大蟋蟀卖出5分钱，不到一小时，我的蟋蟀全卖完，一共6毛钱，我分到3毛钱。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笔钱。

旗开得胜，兴奋之下，我连着上浦东塘桥捉了三四次蟋蟀，除去轮渡费、买蟋蟀盆，总共赚了8毛4分钱。我请小伙伴们到紫霞路打了半天康乐球，请我两个弟弟去城隍庙买了5分钱一包的上海五香蚕豆，买了2包粽子糖给小妹妹。那份豪气，活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

谁知此事让我母亲知道，她警告我“不许再去浦东，太危险，否则告诉你阿爸”，我知道，此事突破了她对我的管理底线，就此罢手。

花衣街上斗赢蟋蟀的那一刻痛快，是我抹不去的少年记忆。

（本文写于2024年12月，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