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12月10日电 题：“元和元年”锦囊如何见证古代中原与西域的交往交融史？

　　——专访新疆和田地区文旅局副局长、和田地区博物馆馆长张化杰

　　作者 陶拴科

　　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尼雅遗址的“元和元年”锦囊，是和田地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目前发现唯一汉代有纪年的织锦。近日，“东西问”专访新疆和田地区文旅局副局长、和田地区博物馆馆长张化杰，探寻“元和元年”锦囊突出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及其对古代中原与西域交往交融历史的见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元和元年”锦囊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在哪？

　　张化杰：“元和元年”锦囊由五色锦织成，白绢提带，上有“元和元年”四字。“元和元年”即东汉章帝年号(公元84年)，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汉代有纪年的织锦。

　　公元73年，班超率36名兵士，在西域鄯善(今楼兰遗址)斩杀匈奴使者，以于阗为中心，重建了东汉在西域的管治。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汉章帝继位后，担心班超在西域的军力势单力孤，诏他班师回朝，班超率部从疏勒(今喀什)出发，路经于阗，于阗的王侯和百姓都放声大哭。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抱住班超的马腿，班超不得前行。见此情景，班超选择留在西域。

　　公元84年，汉王朝派假司马和恭等四将，率兵800增援班超。班超在西域经营长达30年，使西域五十余国归附汉朝，为东汉的统一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经营和管理，中原文化也对于阗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丝绸之路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交流频繁，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元和元年”织锦上织出的隶书体“元和元年”年号，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织锦上织出的纪年文字，表明的是织造的时间，因此推断这一织锦应是元和元年织造的。

　　记者：“元和元年”锦囊如何被发现，有哪些特点？为何是镇馆之宝？

　　张化杰：尼雅遗址在1995年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等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盗墓者的垂涎。“元和元年”锦囊就是1998年公安机关破案追缴的，据嫌疑人供认，这个锦囊是在N14居址不远处的一座墓葬中出土，而考古专家确认，N14居址是精绝王室所在地。

　　锦囊保存较好，所用织锦有五种颜色。这种用华贵的织锦缝制的锦囊，绝非一般平民所有，在一定意义上是身份、权贵的标志，应是用于存纳贵重物品的敛袋，为贵族之物。

　　和田地区博物馆收藏了不同时期的大量丝织品，其中不乏以汉字铭纹的锦，但这种五色锦仅有这一件。而且“元和元年”锦囊是目前中国范围内发现的唯一有汉代纪年的织锦，堪称“镇馆之宝”。

　　记者：“元和元年”锦囊反映了当时怎样的文化交流，包括织锦技术和文字传播？物质文化的互通如何影响两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张化杰：锦囊本身使用五色锦料做成，分布在口缘、颈部、囊身、囊底几处。主题纹饰包括囊身的“云气鹿纹”图案和“元和元年”文字。囊袋口缘、束带用织锦，囊袋织锦以蓝地，白、绿、黄、红四色显花，纹样为有翼梅花鹿(白鹿)。鹿纹的上部织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体“元和元年”文字，鹿纹的下部为左右对称的弧形云纹；囊袋下底部与“元和元年”织锦缝缀连接的为一片瑞鸟云纹织锦，呈三角形拼缝；锦囊的底部用另外一片织锦缝制。

　　和田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是古代“玉石之路”的起点和“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东西方文明交往融合之地。据记载，于阗有诸多由中原地区传入的丝织品，加之当地纺织业也发展较快，因此被誉为西域的“绢都”。精绝国故址墓葬中出土的丝绸服饰十分丰富，除了这件锦囊，还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锦护臂、“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织锦、金池凤等锦织文物，展现了汉晋时期织锦工艺的高超水平。

　　1959年尼雅遗址出土“司禾府印”，表明东汉政府在精绝设置司禾府负责屯田，实行有效管辖。汉锦、汉简、汉印在尼雅遗址出土，说明汉文在汉代已成为精绝官方文字之一，也是和田地区最早使用的文字之一。

　　根据汉代穿衣规制，老百姓只能穿布衣，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穿绫罗绸缎锦这种以蚕丝为材质的衣料，锦是丝绸之上品，五色织锦更是丝绸制品中最高水平的体现，只有皇家作坊才能织造。所产织锦仅由皇家享用或是皇帝用于馈赠倚重的大臣，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穿用。“元和元年”锦囊应该是汉章帝用皇家专供的五色织锦赏赐西域驻军高级将领的遗物，证明了西域也依循中原穿衣的规制，是中原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见证。

　　此外，这件文物织锦上的鹿纹是汉代直至唐朝时期常见的一种纹饰，在纺织品、画像、石漆器、金银器、铜器上广泛使用。

　　记者：透过“元和元年”锦囊，如何理解汉代与西域的联系？

　　张化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精绝成为汉朝的属地。敦煌悬泉置汉简记载了精绝王朝贡汉朝的史实，尼雅遗址发现的“汉精绝王承书从”“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木简，以及“月支国胡支柱”过所木简，不仅证明汉文是精绝的官方文字之一，也揭示了汉晋王朝天子诏书的传抄和以“过所”为代表的内地文书行政系统在精绝的施行。

　　此外，汉晋王朝赏赐的“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是中原地区官营丝织作坊专为地方王侯织制的婚礼用锦，证明了汉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的密切关系。精绝贵族学习汉语的字书《仓颉篇》以及书写的隶书表文、来自内地的五铢钱、铜量、弩机、筷子、鸡鸣枕等都是实证。

　　综上所述，这件文物充分展现了汉晋王朝对精绝的管理以及中原文化和习俗对精绝的影响。汉晋王朝的管理和经营为精绝提供了强大的后盾，精绝因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加强，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和繁荣。

　　记者：“元和元年”锦囊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何在？

　　张化杰：“元和元年”锦囊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同为五色锦，都是中原王朝对西域管治和中原文化影响的实证。五色锦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汉锦”编织和图案内容风格提供了重要的直接依据，对织锦编年研究，织锦使用年代的判定，认识和分析织锦的生产、贸易、使用、馈赠及随葬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元和元年”织锦为目前出土的汉代织锦研究树立了一个标尺，也为学术界研究“汉锦”的图案、内容、风格等提供了难得依据。同时体现了这里在汉代已是中原王朝进行有效管辖的地方，反映了其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