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2月9日电 题：作为懂中文的学者，想把中国的新词介绍到日本

　　——专访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东亚艺文书院院长石井刚

　　记者 崔白露

　　今天，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越来越多国际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追溯中国历史，译介中国经典，研究中国文化，架起知识交流与文化沟通的桥梁。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东亚艺文书院院长石井刚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多年，他日前在参加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期间接受了“东西问”专访，围绕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经典译介、数字化时代经典保存等问题进行解读。他表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从日本吸收的现代词汇，现已成为中文的一部分，随着中文在当代的不断发展，自己也想把中国的新词介绍到日本。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您从何时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当时在什么契机下选择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

　　石井刚：我进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比较晚，已经过了30岁，中国的思想史对我非常有吸引力，我想深入研究中国的思想及其背后的哲学关怀，所以决定攻读这方面的博士和做相关研究，那时大概是2000年左右。

　　我刚开始想做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梁启超是我当时最感兴趣的一个人物，他有一本书叫做《清代学术概论》，我想梳理梁启超如何看待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但如果不懂中国科学的发展脉络，就很难深入到清代考据学，仅用近代的眼光看清代的学术是完全不够的。所以研究室给我安排了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川原秀城教授，我便开始了对以戴震为代表人物的清代考据学的研究，以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等晚清人物如何继承发扬清代学术的研究。

　　记者：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不仅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确立了中国哲学学科，还涌现出一批中国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和权威著作，日本为何能形成如此深厚的学术传统？

　　石井刚：哲学其实是西方的概念，东方传统中没有哲学这一概念。19世纪末，日本学者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并在日本率先设立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最早也是日本人写的。形成这种学术传统的原因，来自于江户时期的积累，当时的武士需要学习朱子学等儒家传统、儒家思想，这为明治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产生奠定了知识条件。明治时期，东京大学率先设立文学部，下设中国哲学专业和中国文学专业。现代日本也继承了这套传统，形成今天的研究规模和成果同样得益于此。

　　记者：中西方哲学之间有很大区别，但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开始更多寻找对话和共通之处。您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中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共通性？

　　石井刚：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哲学是一个寻求真理的学问。真理不可能有东西之分，真理永远是一个真理，但因为语言、哲学论述侧重不同的缘故，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地域性的哲学论述。

　　中国哲学也好，希腊、法国、德国哲学也好，完全可以相互交流，我相信各地的哲学论述可以在普遍性的维度上达到一种共通的境界，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哲学论述翻译好。因为语言不同，人们描述的世界意象不同，中间就需要很多翻译的工作。

　　记者：关于古代经典的翻译，音译和意译的选择是一个难题，您也提到许多特有的汉字概念很难译成其他语言。如何通过更好的翻译方式，让外国人更好理解中国哲学思想？

　　石井刚：从本质上讲，知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翻译的过程。即使我们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也不一定懂得汉字背后复杂丰富的内涵，还是需要借助解释和翻译。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仁”就是如此，即使懂汉字，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解释，而且可能还有不同的解读，如《论语》中涉及很多“仁是什么”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每每也不太一样。

　　在西方的语境下，西方人对汉字完全陌生，也需要一个解释、诠释的过程，只是解释的形式和程度同我们有差别，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现在大概有两种翻译方式，一是更接近于我们思维方式的翻译方式，二是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化的翻译方式。两者各有利弊，很难说哪一个更对。从不同侧面尝试各种不同的翻译方式，可能对文本的理解会更深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就有一场关于翻译的论战，鲁迅提倡硬译，意思是尽量做到原汁原味翻译，中国人看这种翻译是生硬的，但鲁迅的想法是这种表达有助于改变中国人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逻辑关系。所以，翻译是改变以往知识体系、思维方式的一个过程。

　　西方人阅读中国哲学，我觉得首先最好还是音译，“仁”就是“Ren”，“理”就是“Li”，因为这在别的语言系统中无法找到对等字词，即使翻译了，意思可能会限定在狭窄范围内，失去一些其他复杂的内涵。当然，意译也是重要的，根据文章脉络和语境解释一个词在句子里的意思，让不懂汉字的人也可以走进中文经典。

　　记者：您在翻译中倾向于哪种方式？

　　石井刚：这是我做翻译最头疼的问题。现在我经常从事翻译工作，还是希望尽量做到折中，不能太意译，但也不能太直译。

　　日文和中文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汉字的共通性，这对于翻译来说非常方便。但现在很多中文词汇，日文里是没有的。没有怎么办？我最近的一个做法是把陌生的中文词汇直接挪用到日文里，有时候需要解释，但很大一部分不需要解释，因为日本人看汉字还是会明白大概意思。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从日本吸收了大量现代词汇，比如哲学、社会、化学等，当时的这些新词都被放到了中文语境里，到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了现代中文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可以做相反的工作，中文有当代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出现很多新概念、新创造，日本人反而不知道，我觉得太可惜了。作为一个懂中文的学者，我想尽量把中国新的词汇介绍到日本。

　　日语的文字系统起源于汉字，后来日本人自主创设了表音文字，即平假名和片假名，形成了现在的汉字假名混合的书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大部分实词都可以用汉字表达，假名用于书写日语语法特有的虚词。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把英语词汇直接用假名来音译的现象越来越多，有关当代科技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新词汇很多只能用假名来表达。和具有表意功能的汉字不同，只看表音的假名，无法想象某个词汇是什么，而这些新词汇大多代表着先进和发达，很容易被赋予权威性和时髦性。让我忧虑的是，日语大量引进音译过来的假名新词，这样一来，本身的造词功能受损，反而失去语言的创造性和想象力。

　　记者：当前，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先进技术为古代经典的传承和创造提供了支持，但很多学者呼吁重视纸质载体的价值，对此您怎么看？

　　石井刚：我其实也对数字时代的信息储存方式提出了一定质疑。今天人们越来越依靠数字化信息，这跟纸质载体或其他传统载体完全不一样，如果用物质做文字载体，就可以直观地去看，而不需要通过外部能源的启动和加载来阅读数字化的内容。

　　现在网络上的信息，一千年以后还有没有办法看到？可能很难保证。看到这些电子化信息的前提，是要确保电力能源以及一套相关的庞大技术和工具系统永远持续下去。步入电力化时代，实际上意味着人类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集体决策：就是永远依赖这种技术方式。我觉得这是一次彻底改变人类文明形式的巨大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存和创造新的经典，是一项艰巨的课题。好在电子化发达之后，政府、图书馆、学校、图书市场还在努力保留纸质版的文字，且妥善保存并管理物质形式的各种古代经典。但纸的数量和赛博空间的信息数量严重不对等，还需要对纸质媒介承载的内容进行筛选。而如何筛选，也是值得当代人思考的问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