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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的我歌词”美加社会依然可见为什么这样的我歌词这种“新型种族歧视”

　　本月初，有媒体曝出加拿大安大略省又发现220例与原住民寄宿学校有关的死亡事件，再次引发对该国原住民遭虐待和迫害事件的关注。

　　近年来，类似事件在加拿大和其邻国美国不断被曝出。虽然随着事件的发酵以及人们的谴责，政客们不断上演赔偿、承诺、道歉等戏码，但两国对原住民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和地位边缘化深入骨髓，早已让两国自我标榜为所谓“人权灯塔”的形象彻底崩塌。

　　这是“文化种族灭绝”

　　加拿大联邦19世纪成立后，逐步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试图“同化”原住民，以“寄宿学校”名义强行将土著儿童与其家庭分离，使他们遭受营养不良、虐待，甚至性侵犯。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称之为“文化种族灭绝”。

　　2015年，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政府建立了至少139所寄宿学校，至少有15万印第安人等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这类学校。统计显示，至少有4000多名儿童被虐致死。还有学者估计，受害儿童人数远不止这些。

　　时至今日，在加拿大多个省份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已发现1700多座无标记的坟墓。

　　今年12月初，加拿大安大略省验尸官发布新的调查结果，该省再发现220例与原住民寄宿学校有关的死亡事件。此前该省在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登记的原住民寄宿学校相关死亡人数为436人，这一发现使死亡人数上升至656人。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全面了解所有相关失踪儿童的情况。

　　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儿童，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据了解，在寄宿制学校中，原住民儿童被强制改变信仰，此外，他们还会因为说母语而受到惩罚。

　　一位名叫齐佩瓦克里的加拿大印第安人说，自己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被强制送到寄宿制学校，其间经常遭受殴打与折磨，还被禁止练习自己的语言，最终失去了用母语交流的能力。

　　《华盛顿邮报》则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今年55岁的约翰逊是一名律师助理，她和自己的六个兄弟姐妹都不会说自己族人的语言，因为父亲从小不允许她们说。她的父亲曾因说母语在寄宿制学校遭受虐待。

　　文章称，在加拿大各地，这些残酷的寄宿学校制度，旨在将原住民“同化”到白人和欧洲文化中，打破了语言代代相传的传统，并危及种族的延续。

　　无独有偶，在美国寄宿制学校对原住民的迫害同样存在。

　　今年7月，美国内政部发布了“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目调查报告第二卷。报告承认，历史上曾有近千名原住民儿童在美国政府运营或支持的寄宿学校就读期间死亡。

　　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阿塔·斯蒂文森回忆起那段悲惨的日子时表示，自己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斯蒂文森：“美国联邦政府把我带走时，我只有11岁半。在寄宿学校时，如果白人教师看我不顺眼，或心情不好，就会把我关在房间里，甚至两天不给我饭吃，也没有水喝。他们想要找点乐子，就让原住民儿童互相打架，我连续三个冬天都睡在水泥地上，连毯子都没有。”

　　美国玫瑰花瓣原住民保留地苏族历史保护专员艾奥妮·奎格利指出，寄宿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把原住民儿童带离部落，从而剥离他们对家庭观念和身份的认同。这种以儿童为对象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能造成更持久的杀伤力。

　　奎格利：“在寄宿学校里，原住民儿童没有父母陪伴，并不知道如何更好地为人父母。原住民于是开始用酒精、毒品填补这些空洞，一代代延续下来，造成现在一些原住民父母没有能力照顾孩子。”

　　“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

　　而政客们对原住民的同情与声援，往往也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美国总统拜登10月25日在亚利桑那州参加原住民社区活动时，为美国政府强迫原住民儿童进入寄宿学校向美国原住民正式道歉。

　　不过，美国媒体指出，拜登此举意在离任前树立政治形象，并在大选冲刺阶段为民主党助力。

　　当地时间12月5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在首都渥太华举办的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特别酋长大会。针对大会的重点议题——警察对原住民暴力执法的问题，特鲁多表示，他认识到加拿大政府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思维所带来的挑战，承诺要作出改变。

　　不过，特鲁多的承诺似乎也只是口头上的安慰。针对第一民族大会关于“对警察执法中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对原住民死亡事件进行全国性调查”的呼吁，特鲁多未进行评论或答复。

　　与会原住民酋长们指责特鲁多及加拿大政府缺乏协商、违背承诺，并表示“原住民不应生活在苦难和贫困当中”。

　　在这些迟到了几十年的道歉和赔偿之下，美加社会对于少数族裔、原住民、有色人种等居民的系统性歧视依然长期存在。

　　数据显示，在美国所有族裔群体中，印第安人的预期寿命最短，贫困率和青年酗酒率最高，社区医生与患者比例最低。此外，还有数据显示，原住民遭受警察暴力执法的可能性也很高。

　　分析人士认为，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并由法律、制度和文化所支撑。

　　美国政府的许多统计数据完全忽略原住民，或草率地将他们归为“其他”。美国印第安人作家丽贝卡·纳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被“隐身”和被忽视是原住民遭遇的新型种族歧视。“由于缺乏对原住民的现实、现代和人性化的描绘，在非原住民的脑海中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偏见，认为原住民不是真实存在的，甚至不是人类。”

　　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服务处执行理事吉文直言，很多大谈人权的人根本不知道，印第安人被迫放弃了96%的土地，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府本应作出赔偿，但他们却破坏了每一个条约，在各个方面都让原住民失望，“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美国政府需要被追责”。

　　就像加拿大原住民儿童和家庭关爱协会执行董事辛迪·布莱克斯托克所说，政客仅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道歉是改变针对原住民的歧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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