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12月11日电 题：为什么多学科研究与保护对中国考古学发展不可或缺？

　　——专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

　　记者 岳依桐

　　诞生103年的中国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世界贡献，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体系。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即是在这一体系下紧密结合新时代新技术的生动实践。

　　最新一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开创了哪些先河？创新的考古理念和工作模式对解开古蜀谜题有何助益？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接受“东西问”专访，深度解析上述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最新一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现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记者：三星堆祭祀区考古核心理念是什么？祭祀区考古为何是立足中国实践的科技考古？

　　冉宏林：祭祀区考古始终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理念，利用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法高效实现考古项目共享、共用、共研、共育目标，是践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生动实例。阶段性考古成果进一步揭示了古蜀文明面貌，构建了长江上游早期文明发展脉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有力的考古实证。

　　三星堆在科技考古上有一些新尝试。首先，打破过去考古发掘和科技考古人员分开工作的壁垒，将科技考古人员直接编入考古工作团队，直接参与发掘和样品提取工作，从而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其次，科技考古门类更加齐全。除测年、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一些基本门类外，冶金考古、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工作也全面介入最新一轮祭祀区考古，因而能更全面地掌握祭祀区相关信息。

　　科技考古的呈现方式也有所区别，打破“预制菜”研究方式，转变为“看食材现炒”。每个发掘对象呈现的信息不同，需针对它们专项设计科技考古研究内容，避免可能出现的信息缺失。比如，为确定在4号祭祀坑发现的黑色灰烬层分层情况和背后信息，我们“量身定制”纵向取样提取灰烬层剖面的方法，再对不同深度的灰烬进行植物考古和成分分析。

航拍三星堆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记者：多学科研究“强强联手”破解了三星堆遗址的哪些谜题？

　　冉宏林：本轮祭祀区考古发掘启动之前，我们根据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留下的谜题预设课题：坑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坑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坑的年代及各个坑之间的年代关系是什么？坑中各类器物原料来源、制作工艺以及制作场地是怎样的？通过几个坑的发掘研究，能否复原当时的祭祀仪式甚至是祭祀场所布局？

　　要想破解上述谜题，除正常考古发掘及全流程文物保护之外，多学科融合必不可少，而要完成大量工作、研究，多团队合作是题中之义。

　　为更精准反映祭祀坑形成年代，我们在发掘过程中重视样品采集，尽量选择生长期较短的植物种子、草本植物等开展测年。同时，还注重对出土器物尤其是陶器进行研究，与碳十四测年结果对比后，得以将祭祀坑测年结果确定在距今3200年到3000年左右。

　　跨坑拼对文物是研究祭祀坑年代关系的重要指标。发掘期间，各祭祀坑发掘负责团队就时常彼此“串门”，关注是否有可拼对的相关器物，后来也确实从2、3、7、8号坑内找到相关残件并成功拼对，从而证明这几个坑极可能同时形成。

　　在寻找青铜器铸造地的过程中，我们创新将视角对准器物内壁铸造时残留的泥芯。研究发现，神树等古蜀文明特有的青铜器类型和普通青铜容器的泥芯成分区别显著，说明二者铸造地不同。目前。我们正将泥芯与三星堆遗址土样对比，以期确定青铜器是否在遗址内铸造。

　　另外，我们还对出土器物表面附着物进行显微观察和成分分析，得以在多个祭祀坑发现丝绸残留物，证明三星堆遗址至少在祭祀坑时期，已有丝绸存在。

　　从课题预设到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本轮祭祀区考古研究工作解答众多谜题，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做不到的。

　　记者：最新一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开创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哪些先河？其创新方法、成果的普及情况如何？

　　冉宏林：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创新的“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理念是前所未见的，属于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一次有益尝试。

　　比如，与过去将发掘对象转移到实验室的做法不同，我们将实验室前置到发掘现场，更有利于保护发掘对象。

　　另外，全球首个考古发掘现场的全封闭大保护棚、恒温恒湿的多功能考古方舱、可载人“悬空”发掘的考古集成平台以及三维扫描、3D打印硅胶膜衣等都是三星堆在设施设备、技术领域的诸多新尝试。

　　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全国45家科研单位共同开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勘探工作与多学科联合攻关。此次实践，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工作开展提供了有益探索，陆续有海内外机构、团队前来考察。陕西秦东陵、安徽武王墩大墓、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均借鉴了三星堆的部分做法。

　　实际上，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本轮考古发掘启动后，国内逐渐形成对大型遗迹和发掘对象采用现场保护体系和科技考古的工作方式。三星堆算是开了先河。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内，工作人员正开展文保工作。(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记者：全景式展示传播、开放式文物修复等新颖形式，为面向世界讲好古蜀文明，展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成就起到何种作用？

　　冉宏林：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考古工作的时代使命。聚焦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紧扣时代脉搏，通过中国考古、国际表达，向大众生动讲述中国考古故事。

　　考古工作过程、成果的展示传播可让大众了解考古解答的历史谜题、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重视、珍贵独特的出土文物以及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等，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例如，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期间，我们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向观众全景立体展示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修复场景。

　　如今，公众已不仅满足于“发现了什么”，还会关注“怎么发现的”。因此，除展示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外，我们还利用直播、媒体报道以及三星堆博物馆开放式修复馆等，多渠道创新展示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过程。

　　记者：为什么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冉宏林：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已走过103年岁月。相较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并不慢。

　　本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的很多创新理念、举措和考古科技，此前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这些成就也被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知名考古专家所认可。

　　中国考古学理念方法的进步，也给三星堆发掘带来启示。通过重视信息提取保存，以及提升文物保护的方式手段，三星堆的古象牙得到及时抢救，并首次发现丝绸的痕迹。

　　三星堆祭祀区的“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工作理念，对世界考古学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同时，中国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世界考古学的进步发展也有参考价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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