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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能为大学时代留下一本记录，无疑应当感到幸运。《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就是这样一本书，它的作者是山东烟台鲁东大学文学院1801班的42名学生。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一个普通大学的班级师生共同撰写4年历史，发凡起例，创立‘班志’‘师说’‘学记’‘杂志’‘书目’五个乐章，秉笔直书，忠实记载新冠疫情前后的时代记忆和高校生活。”看到内容介绍，我被这本书吸引了，好奇学生会写些什么，记录下这些又对他们有何意义。 　　真正翻开这本沉甸甸的、足足有49万字的书时，我发现想读完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日常生活。比如过年跟谁过的、吃了什么，进入考试周如何疯狂自习，今天又看了什么书，考驾照的过程等。 　　正如作者之一，1801班的班主任黄修志所说，内容“琐碎平常”。 　　但正是这种日常令我羡慕。我的大学时代也在一个海滨城市度过。如今，8年过去，很多生活细节我已不记得，4年的经历仿佛被压缩成一个段落，我能回忆起来的情节屈指可数。 　　黄修志说，希望能通过一系列尝试，让学生爱上写作、阅读，寻找到一种“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状态”。 　　我在那本书中感受到了。近两年，大众媒体常常把二本学生塑造成一个受挫、沉重的群体，但在这本书里，我看到的却是一群善于发现美、感受美，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年轻人。 　　“烟台的夏天是属于海洋的。海水把人泡清凉了，把整个城市都泡软了，每一缕的机理纤维都充满了海水的咸涩味。金黄色的太阳停在海平线上，那一刻，仿佛时间也停止了。”一个学生用文字描绘烟台的海给他的感受。 　　除了这些美好诗意的记录，书中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追问：“我究竟在寻找什么？”“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惭愧，我到近几年才思考这样的问题。远远不如他们。 　　幸运的是，我也有像黄修志这样的一群老师，他们带领我走进了读书会的世界。那时，每到周末，我们师生十余人会围坐在一张长长的书桌前，啃读《论语》《通往奴役之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经典著作。 　　当时，很多内容我并没有读懂，但我记得老师常常自掏腰包，买水果、瓜子、饺子给我们吃，小小的屋子里充满欢乐。 　　我也记得老师说，“可以随时打断我”，让我相信学生也可以和老师一样平等。 　　我更记得我们在寒冷的冬夜讨论公平、理想与现实，国家与个体，讨论那些看似宏大的话题。 　　现在的我知道，正是那些讨论塑造了我，并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选择。 　　也因此，我更懂得文学、阅读、记录对一个正在寻找方向的年轻人的意义――它可以促使你不断思考、学习、反省，而这种思考的习惯一旦形成，将形成一股力量，帮助你觉察、认识自身，了解你是谁，你能成为谁。 　　这也是为什么我读到这本书时，会觉得尤其感动与珍贵。 　　“无论是一本学生还是二本学生，对成长的诉求都是一致的，都要面对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人的问题。” 黄修志是80后，和他的很多学生一样来自小地方，本科就读于一所二本院校，他懂得学生的自卑与迷茫。在课堂上，他注意到学生的沉默：习惯与老师保持距离，不搭腔，学生之间关系淡漠。 　　于是，他设计的一系列尝试开始了：办“石榴花”大讲堂、“石榴花”杂志、“石榴花”观影会，每个学生轮流写“班志”， “班上42朵石榴花，开在同一棵树上，不要管他人投来什么样的目光，不要管有没有人驻足观望，要只顾自己成长，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静静绽放”。他用石榴花寄托自己的教育理想。 　　“石榴花”大讲堂尤其受学生欢迎，很多讲课嘉宾都是当下广受年轻人喜爱的学者，涉及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有学生在书中提到通过讲座爱上了阅读，成为学校图书馆的常客。还有学生说，听讲座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决定跨考人类学专业。 　　除了这些实践，黄修志还会举办职业规划讲座，教学生写作，找每个学生谈话、请他们吃饭。 　　他是一位真正懂教育的老师。面对这样的老师，学生不再沉默。他们会主动去黄修志的办公室，找他聊天、探讨人生意义，会在讲座上接连抛出问题，时常将讲座拉长到3个小时。 　　“由于社会节奏快和竞争压力大，教育在很多时候变成了‘工厂生产’的模式，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多是按要求上课、讲完课就离开课堂。但‘班史’中师生的互动，是一种很具体的、相互助推的真实状态。”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社会学学者赵同友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这种日常互动正是“班史”最可贵的地方。 　　后来，42朵石榴花里有9人考研“上岸”，更多人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老师。不确定感依然存在，但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同学、师生情谊，提到那些彼此用思想“连接”的时刻，提到大学4年给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这是记录的力量，也是石榴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