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阿尔及利亚、德国特派特约记者 郝瑞敏 昭东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王晓雄】编者的话：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简称“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随着全球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融资特别是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应对资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科学研究已证实，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发展中国家却在为此埋单。更令人担心的是，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还清其“历史债”，还继续通过贸易机制、贷款附加条件等在气候问题上“绿色剥削”发展中国家。 　　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富国“欠192万亿美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其议题之一是建立一个新的年度气候融资目标，以取代目前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提供气候资金的机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个承诺长期没有兑现。 　　据英国《卫报》报道，活动人士呼吁富裕国家政府为新的年度气候融资目标作贡献。对这一数字的预测各不相同，但通常在每年5000亿至1万亿美元之间。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美慈的政策负责人希利尔表示，气候融资不是慈善或慷慨，而是责任和正义，那些对造成气候危机“贡献”最大的国家必须首先承担责任。 　　 　　那么，谁是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呢？科学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一直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排放量仍占全球的77%。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去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 　　“研究表明，富裕国家因其二氧化碳排放欠贫穷国家192万亿美元。”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去年6月报道称，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的上述研究发现，富裕国家应该向贫穷国家支付近200万亿美元，以弥补前者排放过量二氧化碳给后者带来的损失。气候科学家以大气是公共资源为前提，基于各国的人口规模并利用最近的全球碳预算――为了达到一定的气候目标，可以向大气中排放多少碳――计算出168个国家和地区在总碳预算中的“公平份额”是多少。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要承担170万亿美元的赔偿，其中美国占80万亿美元。 　　据美国《耶鲁360度环境观察》杂志今年6月报道，虽然富裕国家15年前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但经合组织的一项审计结果发现，富裕国家在2022年才首次实现了这一目标，提供了约116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富裕国家不仅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晚了两年，而且大部分资金都是被重新贴上气候援助标签的现有援助，或者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称，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承诺，到2024年，华盛顿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14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资金，但美国国会只批准了10亿美元。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气候适应资金从2021年的22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280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11月7日发表的文章显示，这是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最大幅度的绝对及相对同比增长，反映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取得的进展，该协议敦促发达国家在2025年将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在约190亿美元（2019年水平）的基础上至少翻倍。然而，即使实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目标，也只能将适应资金缺口（估计为每年1870亿至3590亿美元）缩小约5%。 　　阿尔及利亚气候环境问题专家萨比阿・谢里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COP28上，发达国家在金融、可持续发展和技术等多个领域向发展中国家作出承诺，一些发达国家也部分兑现了承诺，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以加强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但这种资金支持经常不足和不及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技术，以帮助它们过渡到配置可持续能源系统，但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有效获取这些技术。 　　气候贷款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 　　“一个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正在将数十亿美元转回富裕国家。”路透社今年5月的一篇报道揭示了一项残酷的事实：在气候补偿问题上，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负应负的责任，反而从中谋私。 　　根据路透社和斯坦福大学新闻项目“重要当地新闻”的调查，从2015年到2020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约353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其中包括1890亿美元的国家对国家直接支付。这不到1900亿美元的直接融资中，有一半以上（约54%）是以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提供的，这一事实令厄瓜多尔等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感到恼火。它们认为，自己不应为了解决主要由发达国家造成的问题而背负更多债务。 　　此外，路透社的调查发现，富裕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中，至少有30亿美元流向了对帮助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几乎没有帮助的项目。大量资金流向了燃煤电厂、酒店、巧克力店和其他与气候倡议几乎没有关系的项目。 　　经合组织估计，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除了各国的直接支付外，富裕国家还通过多边机构向贫穷国家提供了至少164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其中约80%是贷款。富裕国家以市场利率而非气候相关项目贷款利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至少180亿美元的气候贷款，其中日本提供了102亿美元，法国提供了36亿美元，德国提供了19亿美元，美国提供了15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气候相关项目和其他援助项目的贷款通常利息很低或没有利息。 　　另外至少110亿美元的贷款――几乎全部来自日本――要求受援国雇用或从贷款国家的公司购买材料。路透社发现，来自24个国家和欧盟的至少106亿美元的赠款同样要求受援国雇用特定国家的公司、非营利组织或公共机构。以市场利率提供气候贷款，或者以雇佣特定公司为条件提供资金，意味着本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又回到了富裕国家手中。 　　2017年，法国向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提供了1.186亿美元的非优惠贷款，用于建设空中缆车。这笔贷款被法国视为其气候融资承诺的一部分。尽管贷款协议没有要求厄瓜多尔聘请法国公司，但最后承建的依然是法国企业。落成4年后，该缆车每天大约运送8300名乘客，这是早期规划文件中预计载客量的1/5，导致缆车的收入和环境效益低于预期。这笔贷款带来的债务让瓜亚基尔市的预算赤字增加了1.24亿美元。根据早期的规划文件，该市需要支付5.88%的利息。预计法国在20年的还款期内将获得7600万美元的利息。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气候研究员巴拉德瓦吉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披着气候融资外衣向一个国家提供不良贷款，将进一步造成金融压力。” 　　路透社等机构的调查显示，中等收入国家获得的气候贷款最多，它们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获得的气候融资中，超过2/3是贷款，而这些国家中，很多国家已经面临着惊人的债务。有气候金融分析师和发展中国家气候官员告诉路透社，偿还贷款减少了这些国家用于基本社会服务的资金。 　　“‘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经历由气候融资引起的新一波债务问题。”厄瓜多尔前国家气候变化适应主任莫格罗说。债台高筑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恶性循环：偿债限制了它们投资于气候解决方案的能力，而极端天气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往往导致它们借入更多资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54个负债最重的发展中国家中，超过一半的国家也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华盛顿分部副主任沙拉泰克评价说，富裕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的做法“是应该受到强烈谴责的”。世界银行前气候变化特使凯特强调，这些国家的做法“是在挖更深的坑”，而现在问题是“要把坑填上”。 　　发展中国家或因贸易规则受损 　　除了在气候融资问题上不负责外，发达国家还通过贸易机制和规则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今年6月发表在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无论是2023年10月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还是美国正在酝酿中的类似政策，都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维护发达国家自身既得利益。 　　CBAM是欧盟针对部分进口商品的碳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费。该机制要求，进口至欧盟或从欧盟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相应额度的税费或退还相应的碳排放配额，进而达到平衡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由于碳排放政策与措施的差异带来的竞争力削弱，同时减少碳泄漏。 　　萨比阿・谢里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项分析发现，CBAM 可能会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在目标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平均将减少1.4%到2.4%，发达国家的出口不会受到较大影响。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能失去59亿美元的收入。此外，CBAM的实施需要复杂的监测、报告和验证机制，以准确评估出口商品的碳足迹，这会增加发展中国家企业和海关的行政负担，从而导致更高的合规成本。 　　“非洲指责西方实行‘生态殖民主义’。”据德国《商报》去年年底报道，欧美工业化国家要求非洲大陆未来避免使用化石燃料，来自非洲的政治人士对此感到愤怒。有加纳能源高官发问：“西方是否希望我们继续落后？”其他非洲国家代表也反应强烈，警告说他们反对“生态殖民主义”，并指出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了气候危机。 　　今年4月，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基恩在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上发文称，欧盟新贸易规则可能使贫穷国家陷入10亿美元的“绿色剥削”。欧洲议会通过新规定，要求企业避免和减少其供应链中“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这些都是“崇高的目标”，但是如果不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和供应商提供更积极的支持，这些政策使最贫穷国家陷入“绿色剥削”的风险是存在的。已经有报道称，欧盟咖啡进口商正在减少从埃塞俄比亚企业采购，因为他们担心埃塞俄比亚种植者无法达到欧盟的要求。 　　基恩表示，世界上45个最不发达国家可能只占全球商品贸易的1%，但它们的人口占全球的1/4。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有限，而且由于历史上的贸易（包括殖民）关系，它们通常依赖于欧盟市场和供应链。单单欧盟新的森林砍伐法规就可以使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出口减少10%，并使单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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