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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呢?”管继平：“要出名，先改名”为什么这样呢?

写下这个题目，首先我必须承认是不完整的，甚至还有一点点武断。因为现实的情况肯定不会如此绝对，我只不过是说夸张了些。按照武侠小说“欲练神功”的套路，那么关于改名与出名的关系，也一样存在这三种转折，那就是：“要想出名，必先改名；即便改名，未必出名；若不改名，亦可出名。”当然，题目不可能面面俱到，此处仅仅表达了“第一折”。

都说“出名要趁早”，那么按此逻辑，“改名”就要趁更早了。要不然的话，等出了名再改名，那岂不是个人无形资产严重流失？著名书法家赵冷月未出名时，名叫赵亮，后改名冷月，虽也有“亮”的意思，然境界陡增。随着他在艺术上敢于突破和变法，晚年书风由熟向生，“赵冷月”三字，终成海派书坛一面大旗。三四十年前，据说赵先生曾对当时还很年轻的书法家吴福宝说：小吴啊，你的名字最好要改一改。吴福宝听了若有所思，但回家也未敢提改名的事。

中国人其实是不肯随便改名的，所谓名字也许蕴藏着各自的人生密码，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与风水。过去好汉出场，总有一句“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口头禅，以显示自己的磊落与光明。因为名字和身体发肤一样，受之父母，岂容轻易变更。不过，有些人每遇重大挫折，不是怀疑人生，而是怀疑自己的名字，似乎改名就可以转运，于是期盼通过改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不懂玄学奥理乃至什么风水，改名是否真的管用也无法得知，然民国以来的许多大师，像鲁迅、胡适、沈尹默等，倒也都有过改名的先例，也有改名的趣事。但究竟是不是因改名而成名，那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都是已经成名的大家；如果某人改了名而不成名，那你根本也不知道他。尽管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更多。

曾留学哥大与胡适师出同门的教育家陶行知，本名陶文濬，他崇尚王阳明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则改名为“知行”；后他据“体验所得”，认为应该是先行而后知，乃“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又将名字改成了“陶行知”。这类从古人诗文获启发而改名的非常多，几乎已成风气，如叶圣陶、施蛰存、戴望舒等都是，“蛰存”取自《易传》中的“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意谓有时忍耐蛰伏是为了保存实力。施蛰存原名施德普，同样也来自《周易》的“见龙在田，德施普也”，且连名带姓都有了。台湾诗人郑愁予，原名郑文韬，抗战逃难时取屈原“木眇眇兮愁予”句，改名“愁予”，好在他又姓“郑”，恰与辛弃疾“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的“正愁余”暗合。后来这种将名姓联成词组的也很多，老辈的有马识途、牛得草，现在诸如舒适、许诺、姜末等，皆属此类，若如此泛滥，则名将不名。

还有一种改名来自偶然。徐志摩原名徐章垿，传说年少时有一位志恢和尚摩挲了他的头顶说：“此儿将来必成大器。”父亲闻之大喜，为了不忘此言遂替他改名“志摩”。而李四光本名李仲揆，他十四岁时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新学堂，填表格时误在姓名一栏里填了年龄“十四”，当时不允涂改，他只能将“十”字加几笔，成了“李四”。但学名谓“张三李四”总不太像话，正犹豫间，他抬头一看大厅正中悬着一块“光被四表”的横匾，于是就又在“李四”后面添上一“光”，此后，中国地质史上就有了一位无人不晓的“李四光”了。

已故作家周立波青年时就向往革命，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他原名周绍仪，后用英文“解放（liberate）”的译音才改成“立波”。这使我想起了闻一多，他本名闻家骅，字友三。一看即知是出自《论语》中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待他考入清华，就改名“闻多”。不料“闻多”听起来与英语“寡妇（widow）”的读音很近，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寡妇”。他很苦恼，后听从了同学潘光旦的建议，在名字中又加个“一”，于是成了“闻一多”。潘光旦自己也改过名，他原先是“光亶”，后嫌亶字笔画太繁，索性省略成“光旦”。还好他姓“潘”，若姓林或凌，这名字叫起来就不好使了。

我十七八岁时，也觉得自己的名字太普通，曾萌有改名之动念。想起郭沫若的大名，说是取自家乡的“沫水”和“若水”而改。那么我的家乡也有两条水，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何不也照抄改名“苏黄”？转而一想，苏东坡黄山谷都归我管，似乎也太轻狂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读清人笔记，又自取一笔名“推仔”。曾一度想改名“管推仔”，可是沪语一读，几与“狗腿子”无异也。心想“出名事小，失节事大”，从此，改名一念遂彻底放下了。（管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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