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秘密档案馆的秘为什么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密

来源: 搜狐中国
2024-12-11 07: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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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童年秘密档案馆的秘为什么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密

  关上门,可以吃一颗糖,在这里写下自己的童年秘密。   童年秘密档案馆临街而设,常有行人路过。   童年秘密档案馆内的秘密阅读区,任何人都可以坐下来翻阅档案。   档案馆的玻璃橱窗上贴着以往举办过的儿童议题的活动海报。   档案馆外,玉林东路社区热闹的小广场,常有老人和孩子在这里休闲娱乐。   11月13日,胡燕子和创新学校的学生在讨论如何让档案馆兼顾公益性与盈利“活下去”。   “我知道妈妈在电视遥控器上放了头发。”   “我的玩具是外婆的药盒。”   “我想向被我扇过耳光的同学道歉。”   “我无意间翻到了一张纸质旧旧的领养证明。”   一页一页。孩子们的心事从未如此靠近。它们被写在几千张档案纸上,安放在一个叫作童年秘密档案馆的房子里。写下秘密的人,既有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老者,也有2019年出生的孩子。   无论秘密曾令人窃喜、不安,还是羞耻、愤怒,童年秘密档案馆的创始人胡燕子都将它们展陈出来,照以柔和明亮的灯光,供人翻阅,但不允许拍照。   为了能触摸纸页上的字迹与泪痕,胡燕子没有塑封纸张,只是一张一张简单叠放着,每10年归一档。   曾经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快乐的孩子、难过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同伴。   他们将自己的心事东躲西藏,到头来发现,原来没有什么秘密是独特的。对无助的孩子而言,这是最大的安慰,是秘密之间的相互拥抱。   秘密录入室里放着一罐彩色糖果,标签上写着:“甜的,糖,想吃可以拿。”馆长郜洁从来不主动打探什么,当访客步入那个小屋,她只是静静地坐在外面,等待听到糖纸被剥开的一声脆响。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档案馆30平方米,挨着成都市玉林路的一个社区小广场,免费开放。   一个8岁的小女孩跑进来,说这儿太“暗”,没有童年的感觉――没有滑梯,没有木马,只有白墙、黑字、桌椅和档案架。不止一个人来问:这里是不是自习室?   作为一个有10年策展经验的艺术家,胡燕子当然考虑过颜色。只是档案里的秘密各异:“小时候的时光是金色的。”“童年是蓝色的。”“童年的天空是灰色的。”没有一个颜色能概括所有的童年,她只有退回黑和白――这在设计上被称为“没有颜色”。   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让色彩和元素拉走访客的注意力,而是回到白纸黑字的档案上,看人。   整间档案馆,她最在意台灯。每次走进馆里,她都要来回调整,使它照在白色桌面上时,恰好有个圆形光圈落在正中央。   灯光会引导人的视觉:你可以排除干扰,在这个范围内阅读。   阅读秘密,这很重要。如果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胡燕子不会让这个无法盈利的空间存续两年之久。   2019年,她只是应邀参加了一个以“童年的秘密”为主题的儿童艺术展。她以关注普通人叙事的艺术方法,在成都的不同社区收集了近2000份童年的秘密,进行创作、展出。   但当3个月的展览临近尾声时,胡燕子越来越焦虑。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秘密。不同于她以往做过的200多场展览,这不是由个人创作的一幅画、一张摄影作品,展览结束就可以放在墙角。“它们向我展开了这么多不同的处境,我要装作没看见吗?”她犹豫不定。   展览期间,由她担任艺术顾问的社会组织解救了一个要寻短见的女孩。女孩在童年时因为被性侵,留下了很深的心理伤痕。胡燕子想起那些童年秘密里也有同样的遭遇。   “这些人都还活着,还有人勇敢地走入了婚姻、生了孩子。”她说,“我在想如果她在作出(自杀)这个决定之前,能在某个地方看到我们的档案,是不是就会意识到,她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档案里的其他人都在坚强地活着,她不孤独”。   这件事让她坚定:秘密档案应该成为一个真的档案馆,应当常态化,让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能够方便到访,从这里获得疗愈,最好还有求助路径。   艺术展后,胡燕子争取到了一块会议室大小的临时展览空间。直到2022年,受成都市玉林东路社区邀请,档案馆成为儿童友好主题社区下的常态化空间。它临街而设,使用大面积的玻璃橱窗,向所有人敞开。   一个婆婆送来板栗,问这里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进来,然后热情地拉起了家常。有老人来当整理档案的志愿者,也有老人看过档案,说这很好,“把我们那个年代的事记录下来了”。   一位西南民族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来这儿做毕业论文。在她看来,这是成都第一个将儿童作为议题的社区艺术案例,是用艺术解决社会问题。   也有人在这儿,什么也不干。几个孩子骑着单车进来,碾了一圈就走,馆长费了好大劲才把地上的车辙擦干净。有位爸爸带着儿子来馆内找猫,没看到猫便走了。有位女士想让父亲待在馆里避风等待孙女下课。   这里每日开馆8小时,周内每日访客量大约是10人,周末才稍多些。档案馆除了100多位志愿者,只有馆长,没有工作人员――胡燕子只付得起一个人的工资。档案馆一年的基础运营成本是10万元,她要花三分之二的精力去别的项目上挣钱。   档案馆新来的馆长郜洁,给秘密录入室里放了一盆毛线制成的黄色小花。在胡燕子起初的风格设计中,这是不被允许的色彩。但她认同郜洁“关照人”的用心。   郜洁发现,当她压低声音、轻柔地做导览时,来访者也会小声走路、讨论和翻看,整个空间就变得温柔、认真。而当馆里空无一人,访客的状态会更轻松,因此她有时坐在外面办公。   她特意给档案馆的门口挂了一个铃铛,有人走入,会叮铃作响,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白纸会说“没关系”   一个女生从秘密录入室里走出来,到档案阅读区,翻看了几页档案。   她转身问当天的志愿馆长刘洁旖:“我能不能把刚才的档案取出来?”   “她说自己写了不太好的事。”刘洁旖不确定她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幸福的秘密。她安慰道:“没事儿,写什么都是可以的。”   童年秘密档案馆不限定“什么是秘密”,也不限定“童年”的年龄范围。在这里,什么样的经历与想法都不足为奇。   一个生于1996年的小孩的秘密是从来没见过妈妈,另一个生于2008年的小孩也没见过。有个2004年出生的孩子在纸上问:“留守儿童算秘密吗?但我小时候并不觉得如何,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爸爸妈妈。”   在家里翻出了领养证明的孩子,总是感到自卑、敏感、多疑,“为何我一出生就被抛弃呢?”如果他能看到另一个秘密里同样关于“自卑、不如别人、敏感”的领养困扰,或许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问题。   秘密会告诉来访者,有1978年生的孩子给讨厌的老师凳子上放了钉子,有1996年生的孩子抽空了幼儿园园长的凳子。   一个80后说他孤立过村里的小朋友。比他小20岁的孩子也坦言,小学曾经是霸凌别人的“坏人”。   和同伴把尿装在水枪里,去喷另一个“讨厌的小孩”――有的孩子后知后觉:“当时就觉得好玩,后来知道这属于霸凌,挺过分的,我还是感到非常的不对。”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王海英教授认为,秘密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不是个人独自的建构。它所带来的紧张感,也只有在公开的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这里搭建了一个安全的“树洞”。如一位访客说,“秘密总是害怕受到伤害与不理解,但是白纸告诉她没关系”。   有人冲进来写完一张档案就走。也有人犹豫、徘徊,直到把深埋已久的话写出来,坐在那里看着,静静地流泪。“我竟然写出来了。”一位访客说。很多人觉得,把秘密投入档案箱时很舒服。   一个被欺负却从来不敢向家人诉说的“乖孩子”也拿起了笔:“他们不懂体谅以及关心人,总是在责怪我的胆小怕事。长期以来,导致我的性格内向,对于情感,对于别人,很少信任,现在我在慢慢走出以往的经历。”他一笔一画地写道:“看到这里的人,希望你能感同身受。”   有人阅读到这份档案时,伸手摸了摸“感同身受”这4个字。   有人觉得看了别人的秘密,自己也应该写下秘密作为“回礼”。“我们常把交换秘密作为关系升温、拉近距离的方式,这说明秘密也不是所有都得藏起来对吗?”一位访客留言。   去重庆外出展览时,胡燕子联合艺术家赵雪彤把许多秘密画了出来。她们收集了重庆当地小孩穿旧的衣服,把这些秘密的形象包裹起来,做成了柔软的布偶,让它们被所有人触摸、拥抱。   当秘密经过反复书写,如档案馆的志愿者梁馨予所说,便从无法言说的、带着一定程度羞耻感的存在,变成了能被理解的事实或者议题。   从去年开始,童年秘密档案馆举办“档案馆之夜”系列活动,用微小但持续不断的力量去关照儿童。狱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应用心理学研究会会长、法律从业者、社会工作者和孩子、家长们曾经围坐在这里,讨论“罪案中的童年”。   在这场持续了4个小时的讨论中,有人说:“儿童的特性并非为天使或者恶魔,他们只是原始而敏感。”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提出,现代儿童观的应有之义,是要舍弃建构天真无邪的儿童,尊重儿童的主体性。   一个小小的世界   在以成人为主导的世界里,一个真正的秘密是:孩子们有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只是常常不被在意而已。   一个孩子不小心吞下了几颗西瓜籽。为了避免它在肚子里生根发芽,她吓得好几天没有喝水,“快要被渴死了”。   一个女孩弄丢了她的娃娃,很难过,却不敢哭。直到40岁,她写下:“因为怕被人发现我把(她)当活的这个秘密。”   对灵异事件感兴趣的孩子曾经“被嘲笑过”,被告知“那是假的”。但长大后他发现,这是“乏味生活中少有能让我心动的乐趣”。这也是另一个孩子的想法:“小时候我总是弄不懂一些问题,一直弄不懂,但总是很快乐。”   在VCD、电视机和电脑把孩子引入室内之前,大量的童年秘密与自然有关,记录着他们探索这个陌生世界的行动――把蜂刺拔了,舔一下蜜蜂的屁股,或许能喝到蜂蜜。抓着鸭子给它喂盐,就能吃到咸鸭蛋吧。地上跑来跑去的蚂蚁,吃一只才知道“有点酸”。   生活在“深山农村”的孩子经常会想“世界上的鬼神问题”,既害怕“它们”伤害自己,又期待“它们”能力强大而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有个孩子摔趴在地上,看见了一株小苗。“锯齿状的叶子,散发出奇异的清香”,于是“据为己有”带回家,种在花盆里,长大后发现是一株野番茄。   看到木匠的硬币,很喜欢,虽然“没有什么用钱的时候”,但也伸出手去“据为己有”,却成为难以启齿的秘密。   1920年,一位法国心理学家就曾提出:幼儿对于“秘密”的发现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它标志着幼儿“内心世界的诞生”和“自我领地的形成”。只是这领地像他们的个头一样,小得可怜。   有孩子在抽屉深处放了一个小小的手工口袋,装着自己“到处寻来的宝藏”:精致的小别针,画着小人儿的卡片,小泥塑……有人在档案纸上画出了自己制作“秘密柜”的折纸示意图,“这是从心里渴望拥有自己的秘密”“它是什么,不重要”。   现在,秘密的空间从几平方厘米扩展到了30平方米,让更多人得以进入,看到孩子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生活的策略。   50后生在物资匮乏的时代,吃一颗糖就记一笔账,格外珍惜。在市场经济热潮中成长的80后开始学会挣糖吃,和小伙伴约好出门“做生意” ――沿铁道捡散落的废铁到回收站,卖得一毛钱。   “在小卖部,慎重选了一根最粗的果丹皮。”秘密的主人回味道,“回家挨了一顿暴揍,不过任何皮肉上的苦累,都无法磨灭那半根果丹皮厚重的果肉带来的美好。”   没有零花钱,又羡慕别的同学能买零食吃,就撬开家里的小猪存钱罐,或者从妈妈买菜的钱包里拿。有人不动声色,有人被抓后挨了一顿打。“但之后,我妈就主动给我零花钱了。”   有个孩子省下早饭的钱去买辣条,为此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他避开了所有人,“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妈,但我小时候总觉得天上有一个间谍中心,每个人头上都装了一个隐形监视器”。   一个女孩在情书上画了一个涂了一半的爱心,告诉她喜欢的男孩:“如果你也喜欢我,请涂上另一半。”回信的消息她等了接近30年。“最近才知道,信被他烧了,怕被大人发现,所以烧了。我的青春啊。”   因为没有朋友,转学后的小孩为了和大家拉近关系,就把父亲收集的一些“花花绿绿的邮票”顺出来送给小伙伴。最后被父亲带着“以负荆请罪的样式挨家挨户地道歉”要了回来。   喜欢的东西,也可以“捡”到。20世纪70年代的孩子捡到了邻居的小猪玩具,想要,又不敢拿回家,只好放在一棵大树下,想的时候就去看一眼。后来还是还了回去。20世纪80年代的孩子捡了伙伴掉的5元钱,害得对方“被妈妈揍”,自己也因为说不清钱的来由“险些被揍”。   为了成为“好学生”,一个孩子放学后,翻窗进了老师办公室,偷偷修改了卷子的答案。他担心“分数批下来后会被家里人打骂”。有个调皮的孩子发现,老师会根据成绩好坏调整处罚的力度:打架会被体罚,但打成绩好的同学,“受到的体罚更多”。   为了成为“勇敢的孩子”,他们直到长大后才承认:总是逃避刷牙、喊着“书包太重”让外婆下楼接、不情愿被爸爸背在背上走夜路,其实都是因为怕黑。   一些孩子永远记住了帮自己保守秘密的大人:假装收到了补课费的物理老师,假装没看到雪糕袋从窗户飘下的母亲。   一些孩子却很难拥有秘密。他们被带到童年秘密档案馆“接受讯问”。家长催促着,反复用语言诱导,试图让孩子说出秘密。父母扒着玻璃门观望,拿着手机放大、拍摄。   “考上大学希望可以远离这样的管控。”一个孩子坐在里面写道,“现在我妈妈还在玻璃外面,窒息。我发誓我以后会做很多不被他们允许的事,来弥补我的现在。也许我确实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童年不是带围墙的花园   一对父女来访。小女孩写下秘密,邀请爸爸也写一段。但那位爸爸说:“我没有秘密。”   有时候大人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有时却会忽略,其实孩子“什么都知道”。   他们知道无声的爱意。一个孩子长大后仍记得,“爷爷会陪着我走很远的路去买粉色的小发夹”。沉默寡言的父亲骑自行车送儿子上学时,偶尔会把下巴放在他的头顶,坐在前座的男孩把这个动作默默记了30多年。   “我深知父亲的钱是开赌场挣来的,我小学不止一次因此被同学们挖苦。”一个2008年出生的孩子写道,“我痛恨我的家人,尽管他们在之前给予过我无忧无虑的生活。”   从巧克力里,小孩能尝出“特权的滋味”。一个1980年出生的女孩回忆,因为父亲在单位的后勤部门工作,因此得到一罐美味的巧克力。每次上学前,她都会带上一块,在同学面前享用。“想吃巧克力的同学会跟着我,向我索要,而我也是想尽办法捉弄他们,有时让他们背书或者帮我写作业,才可以得到我的一块‘赏赐’。”   “新童年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科萨罗认为,儿童会通过创造性地吸收、整合成人世界的信息来解决同龄人自身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儿童得以创建他们独特的同伴文化,并参与其中。   当一个老师把班上喜欢披头散发、戴夸张发夹的女孩称为“颠婆”,这样的称号会被学生口口相传。“她也似乎变成了我所憎恨的对象。”一个孩子因此用“一知半解地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性知识”策划了一场恶作剧,把戴发卡的女生推向另一个男生,使他们的嘴唇相碰,以为这样就会怀孕。   有的父母会把孩子关在门外,再开始争吵。但家庭撕裂的声音,小孩都听得到。他们甚至知道大人不知道的事――母亲扔掉的“出轨时的测孕棒”、父亲手机里出轨对象名字里有“兰”。   “我希望有一天,爸爸妈妈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一个孩子写道,“离婚后他们视对方为仇人,已经很久不见了。他们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我不能当着妈妈的面讲,因为她会伤心”。   影像时代到来之后,大人的世界愈加敞开,孩子们先后从“爸爸借回来的VCD里”和“爸爸的电脑里”,第一次看到了色情片。   当在班里有了喜欢的女孩,1969年的孩子还“不敢说出来”,1997年的孩子趁早操溜进教室,“亲了一下她的杯子”。而2007年的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号称谈了恋爱,“还一起去美国参加了比赛”。   孩子们先是跟着露天电影里的战争片学做“陷阱”,又模仿《三国演义》割破手指,滴血立盟友。《古惑仔》一度使孩子们变得难以管教。看了家庭伦理剧的孩子觉得自己也可能不是亲生的。   一个生于1998年的孩子说,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去外公外婆家疯玩,长大后最不快乐的也是回外公外婆家,“因为没有Wi-Fi”。   童年秘密档案馆也用一样的办法吸引孩子――给墙上挂了块屏幕,播放性教育动画和有关秘密的动画。许多小孩跑来看。一个小孩看完,过几天又带弟弟来看。   “妈妈你看!”一个10岁的小女孩牵着妹妹,指着墙上“如何正视自己身体”的标语对妈妈说。   11月24日,“档案馆之夜”又邀请专业人士面向4-12岁的儿童开展了性教育儿童绘本戏剧课《我们的身体权》。   课上,当老师问:什么是身体权?孩子们说:“是拳头!”“是身体的全部!”“是要得到同意才能摸,不准乱摸的地方!”   孩子们拿着玩偶,在这里学习说“不”。   秘密录入室里有一张纸,上面写了10个电话,分别对应“如果你身边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如果你正在面临情绪困扰”“如果你曾经或者正在面临性侵或家暴问题的困扰”等情况。   档案馆的第一任运营负责人卢华说,在复杂的成长环境中,比起把孩子“保护得像个瓷娃娃”,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学习如何在冲突中作出自己的反应。   不一样的童年土壤   现在,作为孩子的领地,童年秘密档案馆欢迎所有人进入。   一位50多岁的父亲专门来找自己儿子出生年份的档案。他告诉胡燕子,他20多岁的儿子是“彻底的失败者”,他们几乎无法对话。他非常困惑,想了解这一代人“究竟在想什么”。   35岁的胡燕子也曾追问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我和我父母无法对话,而我父母和他们的父母更容易实现对话?”   她生于河南,在一个传统的工人家庭长大,18岁离开故土求学,独自在川渝地区生活了17年。“之前跟父母相处得不是很好,他们始终觉得做艺术不挣钱,我还做的是行为艺术,简直是‘离经叛道’。”她笑着说。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生活背景比较类似,都是在老家,一种稳定的农耕生活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生产方式里,他们是更容易实现对话的。我是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各种思想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无法去想象我的生活,这就是隔阂存在的原因。”胡燕子认为,“土壤”很重要。   她希望童年秘密档案馆能给人们这样的启发:“人的童年是被社会塑造的。在一个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定位自己,才能看到自己,找到自己的原因。”   过去7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改变了童年的处境。   2001年出生的孩子想为家人做饭,炒菜时不知道应该用油,就用水“炒”了一锅菜。“我超级嫌弃自己做的饭,但家人却吃得很香。”   但1952年立夏,一个未满6岁的男孩带着不足1岁的弟弟在家,把仅剩的大米拿出来做饭吃,却被干活归来的母亲用柴条鞭打。那是四处借来,要栽秧用的米。   1978年至1991年,中国增加的城市数量相当于前30年增加数的4.7倍。一个1985年出生的孩子第一次到“大城市”成都,觉得空气中有“潮湿的奶油味”。对2000年出生的孩子而言,珍贵的记忆反而是“有段时间姥姥、姥爷想回到农村种田”,才有了在“田地上、池塘中玩耍的机会”。   时间也改变了一些孩子的志向。一个1985年出生的孩子,“整个小学都羡慕能天天喝果珍的同学”。“我从小就立志要做生意,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另一个孩子说。   有个孩子在租住的楼房里长大,但因为“家里穷”,“没啥家具”,因此“特别好奇别人家长啥样”。趁着邻居家小孩虚掩大门下楼去,他偷偷进去参观了他家的客厅、主卧、次卧,“还有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完整的空间”。   到后来,有的孩子甚至“拥有整栋房子”。他说:“其实我一个人在家待得不好,但家人都以为我待得很好。但我想,我对文学的想象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一个2008年出生的孩子说,手机、游戏、小说、闺蜜,就像她的家人,“我会用尽全力不让他们受伤”。2011年出生的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自己的机器人。   老人们在纸上画下的童年记忆是河流、树木与小鸟。一个生于2014年的孩子已经能画出民用航空飞机、机场和地铁的线路图。许多孩子在纸上诉说起出国读书的困扰。   他们来到了祖辈无法想象的大世界,却说不清空间是变得广阔还是狭窄。一个1999年出生的孩子面对档案纸,“很想写点什么”,“但是我没有童年”。“从8岁开始学奥数,举一反三、望子成龙、牛吃草问题陪伴我到12岁。然后是小升初,奥数比赛,放假是钢琴考级的时间,我坚持考到了9级。永远没有看完过1集《动画梦工场》。”   这样的心声在00后的档案盒里反复回响:“想不通为什么要算鸡兔同笼。”“背书,竞赛,语文,准备小升初,无休止的学习。”“我怀念(初中以前)没有负担的自己,也怀念那时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母亲。”   一个2010年出生的孩子许愿:“我想要一个快活的生活。”外面天气很好,一群孩子跑到了小广场上,开始学布谷鸟唱歌。   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是童年秘密档案馆的常客。他总是带着问题来这里:为什么树是绿的,为什么我要上补习班……他以为这里是“童年秘密答案馆”。   事实上,也可以这样理解。档案馆静静地收录、观察着这些童年的秘密,正在为需要的人提供答案。   一些裂痕在这间屋子里慢慢弥合。成为了父母的孩子在这里反思:“昨天打了大女儿,说心里话,看到她疼的样子我比她还难受,希望我的女儿能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   大人们在子女身上弥补自己曾经作为小孩的委屈。因为父亲热情招待别人家的小孩就想离家出走的孩子说:“现在想想才明白,孩子其实理解不了什么是礼数,对父母的期待就是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现在做妈妈了,我会很注意孩子的情感和情绪需求,理解作为孩子的‘自私’。”   有个曾经被同伴欺凌的孩子写道:“希望所有和我一样的人,能勇敢说不,但也勇敢爱人。我再也当不了孩子了,但我会做一个永远温柔的大人。”   馆长郜洁总能听到糖纸被剥开的脆响,这里的甜味被人们分享。夏天,一个大爷说,这个空间很温暖,虽然开着空调。有个孩子在秘密里写,他每天写日记,每次的最后一句,外婆都让他写,“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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