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装箱有了第一次是不是就会有无数次里,种出垂直农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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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第一次是不是就会有无数次”在集装箱有了第一次是不是就会有无数次里,种出垂直农业的未来
2024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熊元科(右二)和他的队友在植物工厂实验室合影。 杨浩在中国农业大学温室测量黄瓜植株的光合性能。 秦楚汉(左一)和同事在上海的办公室里搭建种植模块并合影。 2024年7月,广东,熊元科(左一)在植物工厂参观交流。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为了种出茁壮可口的生菜,这群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农科院、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等高校院所的年轻人使出浑身解数:“大模型+小模型”智能控制系统、空调节能控制算法、冷凝水回收、旋转式种植架……最终,产量高、品质好、能耗低、花费少的队伍将会胜出。在集装箱里长出的,将是垂直农业的未来。 ―――――――――― “码农”转型“菜农” 2016年,秦楚汉在加拿大一家智能自行车公司做软件产品开发,因为“爱折腾”,他一直在寻觅新的创业领域和机遇。当时,国内共享单车风靡,有朋友建议他“复制”到加拿大,“肯定很赚钱”。但他没有追逐“风口”,而是想找到一个能长期追求的事业。 从“码农”转变为“菜农”的契机源于他在一期播客中听到“恶劣天气和地质灾害都能立即切断粮食供应”的信息,这触发了秦楚汉创业的火苗。半年后,秦楚汉辞职,在加拿大创办了一家垂直农业公司,他的同学、朋友几乎都在金融、计算机、咨询等行业。有人不解:“你一个码农,为啥要去农业挣钱?” 作为程序员的秦楚汉认为,世界上每件复杂的事情都可以被量化,也都有规律可循。在他的头脑里,“‘万物皆可码代码’,农业生产也不例外”。 小时候,在上海的家里,他观察阳台上大蒜生长、植物开花,认识到“有了合适的营养和温度就能长大”。入行之后,结合编程思维,秦楚汉想为植物生长创造不依赖自然环境的“象牙塔”,满足“温、光、水、气、肥”的需求。 “象牙塔”的专业说法是“植物工厂”,也称为垂直农业。这是一种比温室大棚更有技术含量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计算机、电子传感系统等装备对植物生长的环境进行高精度、自动化控制。秦楚汉码代码的技能,在植物工厂大有用武之地。 植物工厂颠覆了“迎合大自然节律变化”的原始耕种逻辑,在空空的房间里,为植物搭建“讨好型”自然环境,凭借AI技术,使环境反过来迎合植物的生长需要。作物把生长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生产效率和产量自然提升。 以叶菜为例,传统农田种植一年只能种两三茬儿蔬菜,但植物工厂无须休耕,一年可以种植10-15茬儿,生长周期比露地栽培缩短五到八成。年亩产量可达传统农田栽培的数十倍至上百倍。这次参加比赛,秦楚汉种的是生菜,如果全年不间断生产,他估计同等面积年产量约是传统农业的40-70倍。 “有1000种作物,就要码1000套代码。”每次增种一个品种,秦楚汉都要在海量的文献里“泡”一周,记录作物的基本信息和习性,琢磨国内外专家的经验和方法。 灯光、空调、水泵、通风、种植架、监测水培溶液电导率和酸碱度、空气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以及光强度的传感器……这些因素都要接入代码。在设计算法初期,最密集的时候,秦楚汉每3-5分钟就要采集一次植物生长的各项数据,数据量达到六位数,基于植物生长所需的基准值,初始算法才能构建出来。 植物是活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生长周期,需求各不相同。这意味着,代码中会产生很多变量,一个变量的产生,牵动其他数值的变化。有时候,含氧量偏离了几毫克,作物就会有“应激”反应。这些因素挑战着秦楚汉的耐心。 “农业是一门非常浩瀚的学科,植物比人类存活的时间久,是非常复杂的生物体。”说起这些,秦楚汉的眼里满是敬畏。创业4年后,他才赚到钱。 从“伺候”人到“伺候”菜 10月的上海崇明岛上,25岁的熊元科也和队友们拥有一个集装箱。作为比赛“对手”的他,和秦楚汉有着同样的目标,“让人类不再看天吃饭”。 种菜,熊元科是“门外汉”。在上海交通大学,他读研的方向是能源动力学,主要研究空调的能源系统。他在父母用软件抢菜时发现,上海的蔬菜是从外地运过来的,他想:为啥不直接在城市里种菜? “我想试着解决。”熊元科联系到学校研究植物工厂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一拍即合,一起参加了两届光明多多垂直农业挑战赛。“他们需要咱们学动力的来解决节能减耗的问题”。 在垂直农业中,用电构成最大的运营成本。相关数据显示,植物工厂种植一千克生菜需要消耗10度电左右,而电量成本占总成本的40%-70%。 为了让普通农户用上植物工厂,降成本是比赛比拼的重要指标,主办方为每支参赛队伍设定了40万元的经费上限,包括硬件设备、软件系统、自动化系统和安装运输等开销。产量高、品质好、花费少的团队能获得最终胜利,这意味着光是技术牛,成本不可控,是赢不了的。 熊元科团队的集装箱内部更亮堂。他们在箱体上贴了一种反光膜,能提高光的利用率,节省45%的光能耗。他们还研发了空调节能控制算法,将集装箱内原本每日70度的耗电量降到30度以下。其他参赛队伍也在节能方面费尽心思:遮光、改善通风、冷凝水回收,哪怕省一度电,都要尽力一试。 为了提高每平方米的产量,熊元科团队给生菜听音乐。他们做了3组对照实验,一组听摇滚乐,一组听电子乐,还有一组安安静静。实验结果表明,一天听3个小时音乐的两组生菜,总体产量有10%左右的提升。 相比种菜,熊元科更喜欢为菜服务。“植物比人更脆弱”,熊元科说,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很低,一旦离开了某个区间,它们很难活下去。以本次大赛种植的“优雅”生菜品种为例,它们最喜欢的温度在22摄氏度左右,大幅过热会造成烧心,降冷过头又容易限制长势。 植物对环境越敏感、越脆弱,对人为操作的能力要求就越高,越能激发熊元科的战斗力。上一届比赛结束后,熊元科放弃了已经写了快一半的硕士毕业论文――关于地铁空调系统的研究,转而从头撰写与植物工厂相关的论文,在他看来,前者是“伺候”人,后者则是“伺候”植物。今年9月,他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植物工厂的生物环控能源系统。 “植物每时每刻的需求都不大一样,就像没有人会一直吃炒米粉,总会想吃点别的。”熊元科是为植物配营养餐的厨师,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吃”蓝光,什么时候“补钙”。 熊元科希望植物工厂能像冰箱和手机一样,让人们在家实现想吃什么种什么。“总有一天,我们要让家家户户吃上新鲜无公害食物,不再看天吃饭。”这位工科生觉得,如果这件事能做成,一定很酷。 “有点甜、有点脆,也有点苦” 熊元科尝过自己种的生菜:“有点甜、有点脆,有的也有点苦。”他点评道,“总体而言比市场上卖的好吃”。 自从迷上种菜以后,秦楚汉的嘴巴变“刁”了。实验室里种的番茄、豌豆尖、草莓刚成熟,他和同事摘下来就往嘴里送,他管这个叫――“活杀的”,因为实验室里很干净,根本不用洗,他们吃到的是最新鲜、口感最佳的蔬果。 与秦楚汉一起参加今年比赛的韩霖来自天津农学院。她忘不了第一次在实验室采收番茄时的情景,“一个个像红灯笼一样,吊在上面,特别好看”。 她把它们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里,一口气摘了三大箱,要小推车才能搬动。咬上一口:“甜”,她将丰收的果实分享给老师和同学,自己吃了不知多少颗,“吃完后很长时间,嘴里都弥漫着番茄的清香”。 跟完全跨专业的秦楚汉和熊元科不一样,韩霖学的是园艺学,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摆弄花花草草的人。今年4月,她参加学校联合培养计划,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学习种番茄、种生菜。 “农活看起来少,干起来多。”这个23岁的姑娘说。队友李生辉(化名)难忘韩霖和几个女生“趴”在田里刨坑的场景。 韩霖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水肥环境对番茄影响的模型,训练智能水肥机实现自动调配、灌溉的功能。但在机器达到智能化之前,她的日常工作是密集地监测、记录数据:灌进去多少、作物长出来多少、叶片数是多少……至少需要采集3个多月的数据,最密集的时候5分钟就要测一次。有一次北京下大暴雨,她冲到实验室看作物,抵达时发现门口已放着两把湿漉漉的伞,有小伙伴已经赶来了。 有一段时间,韩霖发现番茄的叶片发黄、卷边,有些干枯,她急得连续3周每天都在实验室守候,一边喷药一边念叨着:“小番茄,你们今天怎么样?快点好起来呀。”有时,韩霖还会梦见番茄,“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番茄”。 韩霖不觉得累,反而越干越有劲。“看到这些小生命一天天长大,能带给我很多能量。”韩霖说,凑近生菜时,能闻到一股甜甜的味道。她告诉记者,生菜的甜和番茄的甜是不一样的,一走进种番茄的实验室,甜味就扑面而来,“叶子比果实甜”。 在将实验成果写成论文的时候,韩霖下定决心,将来要从事与垂直农业相关的工作。李生辉在内的同队组员,也将垂直农业作为长期的职业方向。 比赛主办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参赛年轻人中,90%表示将来会从事农业。李生辉想过,干这行将来收入可能不会太高,同专业的同学中,只有他选择农业,但他很坚定:“只要我学的东西真的有用。” 李生辉出生在农村,但这之前从没种过地,也从未想过要种菜。父母在地里辛苦劳作,种玉米、番茄、绿叶菜。小时候的他不懂怎么种菜,现在长大了,父母也不懂他怎么种菜。他把父母种菜的经验码成集装箱里的算法模型,希望有一天,家乡的人能用上这套新技术。 韩霖说出了大家的心声:“现在,我们科研人员的劳动强度大一些,等这些智能装备实现之后,就能大大减少农民的劳动时间。” “让弯腰种地的人少一些”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种生菜时的情景,杨浩感到“特别开心、特别骄傲”。 杨浩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连续4年参加拼多多主办的多多农研科技大赛。他“跨”的学科可谓丰富,本科学机械工程,跨考电气类研究生,调剂到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他种的第一种作物就是生菜,至今,他已经和生菜“朝夕相处”了8年。 今年,作为队长的杨浩,给团队起名“赛博农人”,意思是要成为“智慧新农人”,他希望能用所学的知识和技术赋能农业,“让弯腰种地的人少一些。”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菜生产国,生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但按每平方米的产量算,我们还有一定差距。”本届比赛评委、浙江大学数字农业与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告诉记者。中国对植物工厂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已有商业化植物工厂250余座。在农业发达但自然资源禀赋并不优越的日本,10年前,植物工厂的数量已接近200座。 2022年,秦楚汉的初创公司登上加拿大的“科创板”,市值约有2亿元人民币。但他放弃了刚有些起色的公司,说服大部分同事一起回国。他认为,植物工厂在国内是蓝海行业,也是具备发展潜力的朝阳行业。 回国那年秦楚汉30岁。他怀揣着美好愿景,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当时,国内市场对植物工厂的接受程度较低,价格高是主要因素,他种的菜比田里的菜贵了至少3倍,“100个投资人中都不一定会有一个人认可”。有时还要面对“箱子里种的菜能好吃吗”的质疑。 几乎没有盈利的头两年,秦楚汉难免感到困惑。植物的成长和更新,给了他适应变化无常的韧性,他始终坚信,“这是值得付出青春的行业”。 作为首次参赛的选手,秦楚汉今年在比赛中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这里,他们一起认真地讨论如何“阅读”生菜的心情、生菜烧边的原因、节能的方法、商业化的可能性……在评委何勇看来,这是一群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他们对垂直农业的热情和投入让他动容,“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需要更多这样有知识、有技能、有理想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我想通过我们这些人让整个产业发生质变,那样的话,下一代人再进入这行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薪资和计算机、金融行业有什么落差。”杨浩的师弟陈坚说。今年刚满24岁的他,准备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联合国人口学家估算,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6亿。“秦楚汉和熊元科们”,正试图改变“人类靠天吃饭的命运”。 崇明岛上的集装箱里,生菜在这群年轻人的呵护下,静静长大。30多天后,这个约40立方米的集装箱里,将长出绿油油的生菜。他们共同期待,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里,长出垂直农业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仟煜 记者 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