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杨智杰

　　2024.11.18总第11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两家艺术培训机构的跑路，实则是精心策划的“金蝉脱壳”式诈骗。

　　10月22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通报了“职业闭店人”全国首案。今年上半年，两家教培机构“艺术伞”和“木艺艺术”，因经营不善，委托中介提供闭店服务，中介招募“职业背债人”，提交虚假文件，使企业更换法定代表人，原法定代表人得以卷钱跑路。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的多个主体进行了行政处罚，撤销虚假的变更登记，并对背债中介实施了包括罚款在内的一系列处罚措施。

　　实际上，“职业闭店人”只是“职业背债”产业链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庞大且隐秘的金融骗局中，中介招募“职业背债人”出卖个人征信，操作方实际操盘，对背债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包装，替代企业法定代表人承担债务，或者从银行骗取房贷、装修贷、企业贷等大额信贷。一旦资金到手，中介和操盘手全身而退，留下毫无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面对逾期债务以及失信的人生。

　　全国首案背后

　　“艺术伞”是一家儿童美术与陶艺创作培训机构，在北京有6家门店。据央广网报道，今年五一节前夕，“艺术伞”多家门店突然关闭，闭店前几个月，一些门店还在降价促销课程，不少家长预付了上万元买课。据不完全统计，“艺术伞”的跑路，波及2000多名学员，涉及资金高达2000多万元。

　　天眼查显示，“艺术伞”背后的两家注册公司，即北京市童之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小番茄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均在今年4月更换了法定代表人。早在当时，就有媒体指出，“艺术伞”闭店可能就是“职业闭店人”套路。

　　“职业闭店人”是近年来日益增多的一种诈骗手段。一些中介个人或机构，与有一定负债、经营困难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合作，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使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协助原公司负责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并按负债总额，收取10%甚至更高比例的佣金。以“艺术伞”跑路为例，“职业闭店人”团队的收益，可能高达上百万元。

　　“职业闭店人”并不新鲜，但近些年，随着预付费模式推广后，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成为“职业闭店”的重灾区，进一步引发外界关注。“职业闭店人”套路走通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甘愿做“替罪羊”的“职业背债人”。

　　周滨曾在河北短暂从事过职业背债中介，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能参与闭店的“职业背债人”，主要是征信“纯白户”，也就是从未申请过贷款或信用卡，征信系统中没有任何记录的人。

　　有职业闭店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成为企业“背债人”的门槛相对较低，只要个人征信无异常且无犯罪记录，即便是80岁的老人也可以顶替。除了在网上招募，不少中介活跃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针对社会闲散人员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宣传“出售个人征信，就能拿到百万元的回报”，一些经验丰富的中介为了增加说服力，甚至会展示搬运现金的视频。据周滨了解，目前“职业背债人”主要是“70后”“80后”，“不少人想，反正自己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就上钩了”。

　　周滨解释，为企业老板背债，站在中介角度，操作并不难。中介和操作方会使用企业提前给到的一笔资金，对“背债人”的履历和身份进行包装，再通过合法程序，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使得本应由原法定代表人承担的债务和责任，全部转嫁到“背债人”一人身上。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长期关注“职业闭店人”乱象，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此前的一些“职业闭店人”案件，多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进行处理。消费者在投诉到政府有关部门后，往往由于定性难、查证难，甚至找不到试图“脱壳”的债务人等原因，相关部门很难推进或有效保护消费者。由于负债企业与职业闭店人的合作通常在暗中进行，消费者难以找到责任人，通过法院起诉，法院通常只能根据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对顶替的“职业背债人”进行判决，但这些背债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

　　他指出，和以往的民事纠纷不同。北京此次通报的“职业闭店人”首案，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次做出了行政处罚，力度更大，查处了包括企业原老板、背债人、操盘中介在内的整个链条，对其他地方侦破此类案件具有示范效应。

　　被盯上的“征信纯白”

　　“背债人千万不能做，我朋友在做，现在很烦，不能坐高铁、飞机，每天只能开玛莎拉蒂。”

　　近年来，“背债”产业盯上了个人征信。在抖音、小红书、知乎等社交平台，关于“职业背债人”的推送评论区，常常会出现“收白户”等公然的招募信息，其中也不乏上述钓鱼的话术。周滨提醒，除了一些好奇观望的人之外，这些信息可能多是由中介自己发布的，想营造出一种背债很受欢迎的氛围，引诱“白户”入局。《中国新闻周刊》在小红书上收藏一则相关推送后，很快收到中介私信：“有兴趣？”“背债用‘00后’的话讲，就是卖征信的钱。”

　　个人征信报告，相当于个人的“经济身份证”，记录了借钱还钱、信用卡使用等与信用有关的行为，能帮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了解个人的信用历史，决定是否借钱，或者给到多高的信用额度。

　　薛方是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信用学会副秘书长兼生态信用专委会主任。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经过近25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据央行披露，截至2023年末，征信系统收录个人11.6亿，企业和其他组织1.3亿户。当下，这一系统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治理效应，查询信用报告成为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进行风险防控的必要环节，也在助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但与此同时，个人征信的价值，也开始被诈骗团队觊觎。

　　当问及背债需要什么条件，小红书平台上的中介发来一张截图，罗列的要求包括：25—45岁的“纯白”，要单身或离异。如果条件符合，理想情况下，可以申请到4000万元的银行贷款，背债人在45天内，能陆续拿到700万元。

　　薛方说，适合被用作背债的“纯白户”，大约有3亿人，占到了个人征信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这些信用白户通常个人的金融意识和信用意识薄弱，因此，也最容易被诈骗团队利用。

　　中介会明确告知，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背债人”就能获得巨款，代价就是余生成为“老赖”，只是生活不便。于是想赚快钱、一夜暴富，或者走投无路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出卖了个人征信。

　　郭宏是中介眼中的理想“背债人”。今年46岁的他，来自河南洛阳农村，以种地为生，离异，独自抚养着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并照顾着患有痴呆症的母亲。2022年，当地一位熟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承诺只需前往郑州申请房贷，就能获得几十万元的贷款。郭宏想着，他可以用这些钱做个生意，挣了钱，就能把贷款还上。

　　郭宏不懂金融和征信，“背债就在迷迷糊糊中发生了”。他跟着介绍人去了郑州，遇到操作方，并交出了身份证。对方先是帮他贷款买了一辆雪佛兰汽车，买完不久，他就被要求签了车辆抵押合同，新车被立即转手，“我不知道车卖到了哪里，钱去了哪里”。两个月后，操作方又安排他贷款购买了一套郑州的二手房，169平方米，从银行贷了135万元。他记得，在一家商业银行签署贷款合同时，银行工作人员并未过多询问，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但郭宏最终没有从中介和操作方那里获得承诺的几十万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偿还了大约十个月的车贷和六七个月的房贷后，操作方断供。2023年上半年，他开始被银行催促还贷，电话甚至一度无法开机，“一开机就会被打爆”。2023年11月，郭宏接到郑州市警方传唤，才得知介绍人和操作方利用他的信息进行贷款诈骗。但他来不及后悔，背负一百多万元的逾期贷款，成为征信黑户，被法院多次传唤，如今只能等待郑州警方尽快破案。

　　周滨描述，在背债产业链上，背债人被称为“客户”。除了“纯白户”，“客户”还包括只有四五条信用记录，且没有逾期的“小白小花”、 轻微逾期过的“大花”。操作方会根据不同的信用记录，匹配相应的背债业务。

　　具体而言，像郭宏这样的“纯白户”，可参与的业务种类最多，不仅可以替企业法定代表人背债，还能参与到地皮使用权变更等业务。这类项目的操作时间是15—30天，职业背债人、中介、操作团队们能拿到几百万元甚至更多。

　　“小白小花”，大多是背房贷、车贷、企业贷，操作团队甚至会给背债人安排一个名义上的“配偶”，两人假结婚，更容易申请贷款。背车贷的操作周期一般是30—45天，背房贷、企业贷的操作周期较长，一般为6—12个月。

　　至于“大花”，则通常只能代办信用卡，操作后，信用卡额度可达到50万—100万元，操作方在收取高额手续费后，“背债人”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额度。

　　通常情况下，为了让“背债人”成为共犯，在操作方和中介层层抽取佣金后，“背债人”还是会拿到不少收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由于贷款逾期，他们会成为征信黑户，甚至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

　　截至2024年11月3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已有超过846万的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在案，“职业背债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披着合法的外衣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聂成涛长期关注金融诈骗维权，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职业背债”的手法与许多金融诈骗的本质相同，只是手段升级，看起来不那么像诈骗，“诈骗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在“职业闭店人”套路中，一个关键环节是企业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但实际上，这一步骤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进行。聂成涛注意到，有一些诈骗团队也会找代办公司，操作公司业务，“代办公司如今也已开始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成为犯罪活动的一环，‘职业闭店人’也很相似”。近期，他在处理一起金融诈骗案时，追踪的线索指向了上海一家代办公司，但代办公司声称只是执行正常的业务。聂成涛进一步询问客户信息，代办公司透露所有联系都是通过电话，现在电话已无法接通，资料也是通过快递传递，线索就此中断。

　　不过，周滨透露，为了让骗取银行贷款的项目顺利进行，中介和操作人还会收买银行内部人员，协助作案。

　　一名来自大型国有银行的员工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银行每年都有放贷任务，但大型银行通常有更严格的内部风控体系，有多个岗位专门负责风险管理，诈骗团伙能够成功骗取贷款，更有可能是在一些小型银行发生，操作人员在完成业绩的同时，还能获得一些回扣。

　　企业贷是“职业背债”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周滨讲解了操作流程：由于征信白户缺乏信用记录，金融机构通常不会直接放贷给他们。符合条件的客户被引导至特定银行，进行贷款额度评估。中介随后通过制造频繁的银行流水，伪造背债人的财务状况。达到一定额度后，背债人到银行签字并取款，开始信贷操作。

　　接下来，中介会以“背债人”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正常纳税，伪造企业运营良好的假象，直到贷款获批。“不是谁都能轻易提高贷款额度的。”周滨坦言，银行信贷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参与配合，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贷款一旦到位，操作方、银行内部人员、中介和背债人就会迅速分配这些资金。

　　2023年末，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及6000万元的贷款诈骗案件。回溯至2019年，警方注意到，当地有11套房产涉及贷款诈骗。在一个案件中，房产中介先将房产合同价格从253万元做高至550万元，“黄牛”中介安排“背债人”接手房产。房产中介伪造购房者的财务信息，并贿赂银行工作人员，完成贷款审批。在这一系列操作中，房产中介、“黄牛”中介、房东、背债人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共同瓜分了银行按揭贷款。最终，34名涉案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职业背债”的另一处隐蔽性在于，背债中介在更换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骗取银行贷款后，并不会立即退出，还会在事后进行风控。

　　周滨解释，操作方从背债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进行风控，即替背债人偿还银行贷款或帮助企业维持运营，以防背债人因无法承受失信和催债压力，主动报警。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后续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就越重，因此风控时间也会更长。通常，房贷、企业贷的风控时间为一年左右，而对于涉及土地、商业街等大型项目的风控，则可能长达三到五年。

　　“三年时间，足以让许多证据消失，比如我们的手机可能两三年就换一次，旧手机上的通话、聊天记录都会消失，也很难追踪到操作方的信息，甚至背债人自己可能都会忘记背债的具体细节。”周滨说。

　　事中事后监管难

　　“职业背债”操作的隐蔽性，给事后的案件调查和定性带来了极大难度。

　　聂成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在“职业背债”相关案件中，获得收益的背债人，通常不会主动报案，因为他们也是共犯。而那些被迫沦为“背债人”的受害者，维权之路则异常艰难。

　　吕来明指出，“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与“职业背债人”骗取银行贷款，在事后监管的难度上各有不同。对于“职业闭店人”而言，主要难点在于举证。因为涉及“职业闭店人”的企业原本多是正常经营，像是更换法定代表人等一系列操作，看似合法合规，企业与职业闭店中介的合作也是私下协议，消费者很难找到直接证据。

　　此外，在多数金融诈骗案件中，诈骗团伙往往在事后消失无踪，但在许多“职业闭店人”案件中，企业关闭之后，仍会有名义上的负责人出现来协调事务。今年5月，“艺术伞”突然闭店后，仍有新的负责人出面回应家长，无法退费，正在协调转课到其他培训机构，但此方案因“需家长额外付钱”“可转课时有限且分散”等原因，遭到家长不满。吕来明指出，从形式和表象看，不完全像是“失踪跑路”，有人出面处理此事，更具有迷惑性，这恰恰是“职业闭店人”操作带给消费者维权难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否需要加强管理，多位法律从业者都指出，事前监管只能适度，而且控制成本高。在登记环节，监管部门可以提高审查识别的关注度，比如，法定代表人年龄、身份异常等，但不能不让企业变更，缺乏法律依据。

　　在吕来明看来，北京此次通报的“职业闭店人”首案中，关键环节是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协同的处理，真正能查出为了逃避处理债务事宜而进行虚假变更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闭店操作者和“背债人”。有了这个事实基础，市场监管部门才能做出处罚。

　　但他坦言，一般的经济纠纷，不可能都由公安部门出面处理。只有在有明确线索的情况下，比如在闭店前进行促销、收取消费者大笔资金后，原来的老板卷款潜逃，这些具有诈骗特征的行为，更容易定性，公安机关才能介入。“这类诈骗案件的事后调查，难度大，成本高。职业闭店人主要涉及预付费消费，关键问题不在于事后处理，而在于如何在事前预防。”吕来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几年，上海、北京等地都出台了单用途预付卡实施条例，均明确规定，实行预付式资金的存款专项监管制度。多位专家提到，如果能够落实资金监管，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因为一旦资金难以挪用，诈骗的驱动力就会消失，职业闭店人也会失去市场空间”。

　　而对于骗取房贷、企业贷的背债套路，多位受访的法律从业者提到，对于“背债中介”的操作手法，由于其隐蔽性高，事中监管仍然是“洼地”，只能在事后监管，主要依赖于银行在追债过程中，发现线索后来报案。

　　此外，多位受访者强调，“职业背债人”这个源头也需加强关注。薛方提到，对于大众来说，背债人及其背后的黑产泛滥，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缺乏征信教育。

　　周滨在短暂接触过职业背债后，决定退出，如今，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希望劝阻更多人加入背债。背债中介的话术往往夸大背债的收益，对成为“黑户”的危害避重就轻，但成为“职业背债人”，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征信，“限高”“限贷”只是最基本的代价。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东高村人民法庭法官雷明华公开指出，成为“职业背债人”，不但需要承担归还欠款的民事责任，严重的将可能面临诈骗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刑事责任。本人及家人在升学、择业、贷款、社会评价等方面也都会受到影响。

　　周滨确实见过拿到高额报酬的“职业背债人”，有人一夜暴富，又很快将手中的财富挥霍殆尽。还有人在风控期结束前，将所有财产转移到家人名下，成为“老赖”混吃等死。但绝大多数时候，“职业背债人”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尤其是近几年，背债产业更加鱼龙混杂，一些中介因操作失误导致贷款无法下发，随后便抛弃客户，自行逃离。更有甚者，一位女性客户独自前往中介所在地进行背债操作，却遭遇黑心中介，被骗走银行卡用于洗钱活动， “背债人”面对他们未曾预料到的结局，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周滨、郭宏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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