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想给自己写为啥有了第一次就想有第二次回忆录的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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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有了第一次就想有第二次”那些想给自己写为啥有了第一次就想有第二次回忆录的老人们
“年幼时我身体不好、累了就扁桃腺发炎,母亲会陪我去找医生诊治。有一次生病且我无法饮食,母亲急雇了三轮车送我就医。是日正值战时,路上枪声不绝于耳,幸能顺利就医后回家。”
“小时候最大的盼望是,重庆北路的饮食店有个冰柜,见有美丽牌纸杯冰淇淋的广告画,很吸引人,想到一定很好吃。”
开课前,教室里的老人们认真传阅着一本特别的“书”,它来自现年88岁的曹震琴爷爷。曹震琴笑眯眯地看大家翻书,脸上有些小骄傲——这是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晚花两小时把自己固定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写完的书。
曹震琴的回忆录封面。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邹佳雯 图
给老人写回忆录的话题,近两年突然火了,但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为老人代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期注意到,上海开始出现指导老人亲自写回忆录的课堂。
老人们如何钩沉回忆、书写自己的故事?带着好奇,12月4日,记者前往位于上海长宁区仙霞路的“邻光MIX”空间,观摩了老人们这个学期《人生回忆录》的最后一课。
12月4日上课前,老人们在翻阅曹震琴的回忆录。
“放下、原谅与和解、留下爱、不遗憾”
“退休老人的前半生大多在忙学业、忙事业、忙家业中度过,如何让退休后的老人活出更加有意义、活出这个年龄阶段精彩的人生,是我们团队一直以来思索的问题。”福智公益负责人王英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启动了《人生回忆录》项目,在2024年基本确定了陪写与数周课程实训的模式。
王英介绍,项目带着60岁及以上的老人对自己的一生做回顾,也希望通过自传让老人家中子女理解父母的生命历程,“放下、原谅与和解、留下爱、不遗憾”是这个活动的关键词。现场老人有的是看到宣传,有的是路过被上课形式吸引,参与进了项目。老人们告诉记者,参加项目是免费的。
授课老师袁歆告诉记者,这期整套项目的实训课程已有四课,曾带老人做游戏忆儿时、在老地图上寻回忆,通过互动的方式勾起老人的回忆。同时,项目组还给老人制定了一本“人生绘本”,把回忆细化成“故事的起源”“忆我儿时”“漫漫求学路”“工作篇”“家庭篇”“我的迁移、我的轨迹”“闪闪发光的我”“艰难岁月”“爱我所爱”“时代变迁”“把握今天,珍惜现在,过好余生”等,并在每个部分提出更具体的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带他们书写,都答完后,他们的一生基本也能梳理出来。”袁歆说。
12月4日,袁歆在给老人们上本期《人生回忆录》最后一课。
曹震琴便是对着大纲,完成了自身回忆录的书写。今年6月开始,老人每晚雷打不动地花两小时写字,再由项目组的志愿者帮忙打字整理。除了在问答的框架下从记忆的最深处梳理记忆,他还把家里父辈、自身、子孙辈的照片找出来认真翻拍、扫描,末了斟酌写下前言,一本图文并茂、充满仪式感的回忆录便做成了。“对外应该不会发布,留给我小孩看就很好了。”曹震琴笑眯眯地说。
“荏苒光阴转瞬即逝,芸芸众生遭遇各各迥异。每年年终亲戚小辈都会聚集一堂笑谈家常、互道珍重。我父亲生前珍藏的一些旧照片被我整理成了一册,连同儿孙小辈年幼时和成长喜庆吉日聚会也各有一册。年轻人放下手机争相传阅、其乐融融。我想这就是《人生回忆录》编者的设想:让我们老人们完成心愿,创造喜悦、回顾生命过往、留下爱,促进家庭和谐的初衷吧。”曹震琴在前言中写道。
福智公益《人生回忆录》设计册的前言。
以回忆录为载体,学会整理、分享记忆
不过,让老人自己给自己写回忆录,并不是简单的事。
12月4日走进教室时,想象中奋笔疾书的画面并未出现在记者眼前。现场的老人们吃茶点、翻书、讲故事、听故事,甚至在课程结束后自发齐唱《歌声与微笑》,看着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散漫”,但很快活。
袁歆说,事实上,真正投入写整本书的老人是不多的。课程目前已开出3场,有百人次近50位老人参与,但正在书写或已经写完回忆录的老人只在10位左右。“又不是作业,不能强迫他们一定写,毕竟是老人嘛。”袁歆说,但更多的老人在此过程中,尝试书写了关于自己、自己家人生平的散文。
敲字、写字、回忆,对很多老人的脑力、精力和体力,都已带来很大挑战。项目组也很快发现了这点,并很快就调整了落地课程的内容和方向。事实上,写回忆录更像是一种载体和高阶任务,老人与自身、与小辈、与社会的连结,是蕴含其中更重要的内容。
“老人晚年最大的难,在我看来,是孤独。”一场场人生回忆录课上,老人一点点打开自己,把社交场上不好细说的关于自己的往事,通过认真整理倾诉出来。在袁歆看来,分享,成了这项活动更意想不到的收获。
12月4日,郑师傅在现场读了自己写的《我的父亲》,回忆了过世近14年的父亲为自己最后一次作画的场景。他的文章勾起了王爷爷的心事,王爷爷随后登台讲了母亲。这不是王爷爷第一次回忆母亲,但以往只讲母亲爱护他的部分,这一次,他把记忆拉回到1958年9月9日,自己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我想讲讲阿拉娘的事情。”王爷爷满头白发,用上海话,称呼母亲为娘。王爷爷是家里老六,母亲生他时已32岁。1958年他初中毕业时,母亲的身体已非常不好,家里经济又困难,他本想读技校快快改善家里条件。但母亲坚持要他上高中,他也如母亲所愿考上了。
“高中的通知书下来了,我很高兴地给阿拉娘看。到9月9日,学校开学第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突然感觉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风很大,要下雨,本来同学们一起出的校门,我说我先走了,夹起书包就奔回去。奔到家一看,弄堂口好多人,实际上就是我家里出事了。等我到家,我外甥女跟我说,小舅舅,外婆走了,人在医院。我把书包一扔,狂奔出门,那时天上的大雨就一下子落下来了。”
在路上,王爷爷想起,中午学校放回家吃饭时母亲的样子。“阿拉娘那时坐在座位上,不吃不喝,看着我们吃,我们说你怎么不吃,她说吃不下。我一路跑一路想,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到了医院一看,娘还在给医生抢救。我就坐在手术室门口,听外面的雨越来越大……后来,我大姐姐把我搀回去了。回家我才看到,娘床前有个板,留着个瓶子,原来,她是在那里喝一种消毒药水走的。她为什么要走?她当时的病其实有药可以治,但是没钱啊,她不想拖累这个家庭。所以那天,等我们中午吃完饭都走了没多久,她就睡在地上,服药自尽。她一生要干净,走的时候,床上都是平整的。”
语毕,现场响起了抽泣声。
对老人,也需因材施教
在袁歆看来,每位老人都是一本书。
最后一节课上,听完“学员”分享的故事,钱奶奶有感而发,主动上台念了朱自清的《匆匆》。袁歆告诉记者,钱奶奶是很积极的学员,通过每天在手机上敲段落,已经基本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工作人员们正在帮她排版梳理。
最后一课的结语。
“她在之前的课上讲,上世纪90年代,在工作和家庭都稳定后,她执意要去考本科,当时她身边没有人理解她这个举动。”袁歆说,“其实钱奶奶曾有升学的机会,也一直很努力,但那个年代给人的局限太多了。这是她解开自己心结的方式。”在人们如今对继续学习习以为常的当下,回看钱奶奶当时的坚持,袁歆心生敬佩,“我们都很期待她的视角的故事。”
月凤奶奶则很安静。她有些瘦小,脸上常挂笑,听人讲话时十分认真。老师希望大家写下自己参与课程的寄语,她捏着笔有些急,向记者求助,坦言自己不会写字。“月凤奶奶没有机会受多少教育,但是我发现她每节课都准时来。她就是很爱听大家讲故事。”袁歆说,有时下课后,月凤奶奶会小步追上袁歆,稍稍聊聊自己的事儿。教室太大了,袁歆感觉,月凤奶奶还没有酝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这也告诉我们,老人也是需要因材施教的,可能放到一个小一点的空间,她会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在这里,对于老年,对于死亡,老人们并不避讳。
孙奶奶因为属狗,自称“旺旺”。79岁的旺旺奶奶在现场分享说,自己和爱人在金婚纪念日,双双签了遗体捐献协议。去年,为庆祝丈夫入党近六十年,她的儿女请出一个月的假,带老两口从上海出发,沿318国道一路行至珠峰下。“我想我们过世后,后人能记住我多久?没有必要占据土地。老人总要生病,趁我病前还站在这片土地上,要珍惜眼前,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旺旺奶奶跟记者说。
“刚开始做这件事时,我们也觉得困难重重,但通过回忆录,老人们分享历史、结交好友,关于老人的更多事被结合进来了,这个事情开始向纵深发展了。”袁歆觉得,渐渐地,自己也成为了被教育的一方,“每个老人都是历史的一片,身上背着一些历史沉重的部分。有些老人讲过去自己战乱中去香港避难,有些讲自己从家暴中逃离,但在这个场合,他们的分享透出一种‘段子’般的从容,甚至是正能量的,这是很触动我的部分。”
“老人们也把志愿者们当孩子看待,上课有时主动带水果、零食来。有些老人主动加我的微信,在朋友圈看到我们别的慈善活动,还会主动询问,走路到办公室捐款。”王英谈到,此次项目的成立也得益于诸如仙霞新村街道党工委等的支持,在步入深度老龄化的上海,还有待各方整合力量,探索带给老人的更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