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宇练体操的个人照及他拍摄纪录片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1993年出生的曾宇是安徽铜陵人，10岁进入八一体操队，曾获得全国青年体操锦标赛吊环项目冠军。不过，现在很难把他与体操冠军联系起来，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几乎看不到运动员生活留下的痕迹，他也没有再从事过体育相关的工作。 　　因伤退役后，曾宇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学习，后来“跨界”去美国读了电影学的硕士。相对优渥的家庭条件让他没有生存之虞，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四处旅行，赴云南支教，做电商卖臭鳜鱼……尽管现在看起来他更像一个文艺青年，但他总能意识到自己作为退役运动员的身份，这些年，他一直关注运动员群体面临的成长烦恼与现实困境，试图唤起社会对他们的理解与关爱。 　　就在去年，他拍了一部纪录片《退役生活》，记录队友戴隽退役后的生存状态，反映了这个群体重新寻找社会角色定位时的迷茫与困难。该片入围相关影展，受到了专业人士好评。 　　在曾宇看来，公众喜欢关注奥运冠军的退役故事，或者那些在大街上卖金牌的运动员的故事，但这些都很极端，他更想拍那些被忽视的、金字塔中间的，没有特别“成功”的退役运动员。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曾宇。 　　中青报・中青网：在运动员群体中，体操运动员的成长经历有什么特殊性？ 　　曾宇：不得不说，体操这项运动实在太苦了，女运动员可能比男运动员吃的苦更多，主要在于身材管控方面。运动生涯也比较短，大多都是四五岁开始训练，压腿、练体能，每天训练吃的苦是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加上这项运动经常要挑战对自己来说更高难度的危险动作，伤病是不可避免的，我全身从脸到脚趾都骨裂过。这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 　　被选拔去省队和国家队，很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和家乡，住进了集体宿舍，我们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隔绝的。除了队友之外，缺少与同龄人的交流。夜晚的梦中大多也都是在训练。我们的生活也缺少其他内容，十分单调。我的队友大多不善言辞。 　　中青报・中青网：你认识的退役队友，现在一般都在从事什么工作？ 　　曾宇：一部分没有被分配工作的，被学校或培训机构聘用为临时教练；一部分拿过好成绩的，回到家乡被分配了工作，有的进了政府单位，当警察的不在少数。当警察的那些队友应该是身手比较好，也比较勇敢，有的因为救人的新闻上了媒体。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有的跟着家人开始做生意，从事和体育完全不同的事业。 　　中青报・中青网：是什么触发你为戴隽拍纪录片的，他目前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曾宇：很多原因，第一，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待在一起很舒服，省去了和拍摄对象建立信任的过程。他的很多困惑，我在前几年也有过，所以想记录下来。第二，我知道他在那个时刻需要陪伴，我能感受到他的迷茫与孤独，自己也有过。纪录片的本质，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对于他人的关注。借此机会，我也想梳理下自身的经历。 　　戴隽曾经拿过全国青年锦标赛单杠冠军，退役之后，当过健美操教练、足球教练，卖过柚子、开过烧烤店，现在在湖南老家与朋友开车送货，有时要搬运几百公斤的重物，一天下来，手上全是伤痕，让人心疼。平时，他只能靠玩电子游戏打发时光、驱散寂寞。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过程顺利吗？最后传播效果如何？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曾宇：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拍纪录片，之前只写过剧本和拍摄短片，出来的东西，自己都很不满意，缺少生活中的细节，缺少真实的力量。这个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影像训练，观察真实的人和生活，让镜头直接对准人物，反映他们的处境和内心世界。 　　拍摄是个相互陪伴的过程。我们常常一起看电影，交流对于爱情和社会的看法。一开始没有太想去传播这个片子，因为它是从比较个人的角度去记录的。戴隽也觉得他这样的生活被记录下来，是不具备积极力量的。但经过他允许，我将片子投给了一些电影节和影展，入围后，我就邀请他一起参加影展的活动。 　　因为我有信心，观看片子的人能够理解他的生活状况，他是值得被理解的。后来我们去参加了世界游牧影展，很多朋友对戴隽都给予鼓励。他也改变了对自身的一些看法，建立了信心。队友和过去的领导看到片子后，也主动联系戴隽，想要帮助和鼓励他。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退役运动员，记录退役运动员，你有什么优势吗？ 　　曾宇：拍戴隽，其实也是在拍自己。优势在于自身经历，感同身受。我在拍摄过程中也会克制自己，不要将戴隽拍得像自己，除了感受相同的部分，要体现他的个性。他很多时候比我更真诚，更勇敢，这是很可贵的。 　　从去年开始我也拍摄了其他队友，采访了一些体操界的前辈，可能会做一个合集，从新中国第一批体操运动员到刚开始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是个更立体的记录，毕竟大家练体操的目的开始多元化了，从为国争光到锻炼身体或考试加分。 　　中青报・中青网：你为什么会选择“跨界”，从事和体育不相关的工作？ 　　曾宇：我从小就特别抵触练体操，父母有冠军梦，和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但我不觉得这是我擅长的事情。于是，我很早就开始做一些准备。我会憧憬自己不练体操的时候能去做些什么。所以别人睡觉或者打游戏的时候，我开始学习英语，为了能出国看世界。 　　出国学电影也很偶然，我本来想学的专业是哲学。在文化课基础方面，我上到小学五年级之后，就开始接受专业的体操训练，缺少学校系统的文化教育。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经历是不是也证明了运动员转型的多元可能性？ 　　曾宇：是的。运动员是个群体，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只要找到真正合适从事的事情，拿出练体育时刻苦钻研的精神，在什么行业都可以生存。 　　不过，运动员从小就被培养成完成指令的人，都是非常具体的指令和目标――小到每个体操动作的要领，大到团队的成绩目标。所以，当退役的时刻突然到来，失去了具体的指令和目标，很容易陷入迷茫，有个别人甚至感觉失去了人生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除了拍电影，你还从事过公益，说一说那段支教经历对你的影响。 　　曾宇：退役之后，我想去看看世界，和不同的人交流、相处，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在和山区学生的相处中，觉得自己变“柔软”了，感情变得丰富了。因为之前接受的都是军事化的训练和管理，总是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山区孩子的情感流露是非常真诚和直接的，会打动我，让我觉得情感的表达是有积极意义的。 　　离开的那天下着雨，他们还要求我上最后一节体育课。他们将我围起来，劝我留下来，不要走了。当时我忍不住哭了，就撒谎被孩子踩到了脚，踩疼了。我心中也多了些无力感，他们应该拥有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但我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所以跑去学电影也是一种逃避吧，希望学成之后能拍出好东西，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关注到他们。 　　中青报・中青网：家庭的原因，让你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如何看待家庭对你的影响？ 　　曾宇：我很幸运，正因为我的家庭条件，父母的包容，让我有了选择不同生活的可能。是的，我没有办法完全体会队友的生活。其实，家庭条件好的队友同样也有自己的“痛苦”，物质条件好，不代表生活幸福。一些家庭条件好的队友的父母，往往控制欲更强。有些队友一辈子走在被规划好的道路上，大多也都不喜欢练体操，退役后去干一个父母安排好的稳定工作，或者找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女孩结婚。 　　在我看来，他们也许比戴隽更痛苦。他们缺少了与社会发生“碰撞”的机会，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很宝贵。缺少这种机会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真正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难以真正自洽。 　　中青报・中青网：你现在是否不为生计而劳神，还能理解其他队友所身处的现实吗？ 　　曾宇：其实，我也为生计而劳神，卖臭鳜鱼也很不容易，我一直做得不好。但我尝试过了，知道自己没有赚大钱的能力和欲望，所以能维持就好。幸运的是，我目前不需要为了家庭而去努力赚钱寻求安全感。说实话，我想要拍电影，就是去理解不同人的生活处境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他人生活的一种好奇。 　　但是说到要完全感受到他人的感受，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遭遇了和其中一些人相同的经历和处境，我没有信心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希望社会对他们更包容些。想起我看过的一本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写到的话：“每当你要批评别人，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磊 王海涵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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