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依赖公交车的上班族，都会买一张“上海市公共交通月票”，上车后举手捏住一角，在售票员眼前画一条弧线，然后手腕回旋，滑入中山装上衣袋，动作连贯，含几分优雅。有人懒得从衣袋里拿，只是嘴里喊一声“月票”，售票员也不计较，算是默认。

社交场上有些人喜爱自媒自炫，名片曾是随意涂抹的脸面。一张纸片，古称刺纸，明代田艺蘅记载“嘉靖初年，士夫刺纸不过用白鹿如两指阔”，清代的俞樾写道“今之刺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

后人继往开来，在上面层层叠叠地印上很多名衔，满满的“百度百科”，出示者气宇轩昂，接受者真假莫辨。如今名片式微，陌生人见面都是“扫一扫”，而微信最让一些人失望的，是完全无法完整地展示形象，除了头像，姓名昵称最多十几个字，而且还不能在屏幕上尽数显现，后面的被省略号覆盖了。于是有人干脆自名“×主编”“×院长”“×教授”，如此等等。且不说这些官衔和职称的水分，但以社交尊称坦然自居，便失去了优雅。对于这样的朋友，圈内反感者即便出于礼貌不拉黑，也会在微信中设置“不看他”。

日常生活中很少有需要出示证件的时候，但一个人的举止谈吐、礼仪气质便是在出示你的三观。前段时间，母校筹划庆祝建校周年纪念活动，有老师辗转联系我，希望能采写几位同窗学友，弘扬学校文化。这让我想起曾经邂逅的一位同学。我们互不相识，不知怎么谈到各自学历，他似乎很得意地告诉我：我和×××是校友，彼此在校园里就有了交情。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一次活动中偶遇，其时正是×××名闻遐迩的时候。那位同学话音刚落，我难改秉性地说，我也是这个中学的，而且和你同一届，我们和×××在校就读时间相差十年，连碰面的机会都没有。

攀附、借重名人或名校，用耀眼华灯的漫反射光照亮自己，虽是个人喜好，终究失之优雅。当年方鸿渐为避人耳目，寻找了一个冷僻的克莱登大学，今天信手将自己跻身名校名专业的已不鲜见。民国时期社会名流都爱标榜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之的朋友或是自称胡适之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于是林语堂便在其主编的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无独有偶，据说贝多芬去维也纳时，得到了朋友李希诺夫斯基的招待，后来李希诺夫斯基招待其他客人时总爱说“贝多芬在我家，我安排他弹了一曲……”贝多芬非常厌恶把自己当成炫耀筹码，断然离开了这个朋友。

校庆文章写作过程中，我给一些同学发去微信：为你的成绩和成功点赞，方便时能把你的有关资料发来一二？结果令人失望。一位毕业于同济路桥专业、后执掌某市政公司，为上海市政建设有诸多贡献的同学回复，“不好意思，没什么成绩，很普通的一个干活拿工资过日子的人”。一位画家同学，参与了上海史系列油画创作，描绘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景观，在业内颇有名气，他也婉言谢绝：“碌碌无为，爱莫能助。”更有同学不吭一声，我理解这种拒之不恭、迎之不喜的心理。最终我的文章构想落空了，虽然有些意外，但有失有得，这些同学的反馈，显示了他们平实、低调的优雅，让我领略到月朗风清的一种境界。（肖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