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马伯庸：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为什么我不能》者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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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能》”东西问｜马伯庸：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为什么我不能》者心弦？
——专访作家马伯庸
作者 李鹏 范宇斌
如今，《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中国历史小说，凭借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等优势加速出海，打开了外国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在中国作家眼中，中国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者心弦？迥异的文化背景是否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日前，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上海接受“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从《长安的荔枝》到新作《食南之徒》，您的创作以小食物撬动大历史，相对于西方文学，美食题材和话题是否在中国文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伯庸：美食作为独特的题材，是人类最大的公约数。虽然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但人们对美食的追求是相通的。可以说，美食是一种“世界语言”，通过美食讲故事能够引发共鸣。
小说《食南之徒》以西汉南越国为背景，讲述主人公唐蒙与美食的故事。《史记》载，唐蒙初到南越国时吃到一种名叫“枸酱”的美食，他发现这种酱产自蜀地，经夜郎国来到南越国。当时南越国“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唐蒙于是建议汉武帝出奇兵，取道夜郎制服南越，结果促进了西汉在西南地区的开发，设立了“犍为郡”。
一个因美食改变国家版图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史书记载往往是简略的，于是文学创作有了用武之地。任何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和可取之处，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每一种食物。在文学创作中，食物可以更好地呈现农耕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等不同群体迥异的生活方式、性情表达、民俗文化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记者：泰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曾在曼谷举办《显微镜下的大明》读者交流活动。您的作品写的都是中国古代的人和事，历史小说为何吸引当代读者？
马伯庸：近年来，中国小说引发海外读者关注，我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泰语、越南语和日语等。事实上，我在写作时并未考虑到海外有如此多的受众，我的创作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撰写的是中国历史故事。
之所以引发海外读者关注，背后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辐射和影响。如东南亚国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早年间他们喜欢看中国电视连续剧《渴望》、读金庸小说，如今又流行中国动漫、言情剧、玄幻小说等，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文化输出能力整体提升的表现。
通过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我愈发深刻体会到人类彼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个文化圈，人们珍视的东西基本一致：对家庭的关心、对亲情的眷恋、对友情的渴望、对自我成长的表达……海外读者可能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但他们能读懂作品中蕴含的人性，这种人性古今中外并无不同，也正是人性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共鸣。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引入法国，法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但赵氏孤儿所蕴含的人性力量仍然能折服法国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荷兰小说家高罗佩写了《狄仁杰奇案》，让狄仁杰成为西方推理小说殿堂中的一员；日本历史小说家宫城谷昌光写了一系列春秋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尽管外国作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程度各不同，但他们都能敏锐提炼出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通之处。
历史小说吸引当代读者，除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些道理外，更为关键的是让当代读者看到历史与当下的连接，并将个人经历置于不同时代场景中再体验。
记者：您的作品被评价为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历史可能性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为作家创作带来什么新灵感、新思路、新维度？
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找到古今连接点，当代读者阅读历史小说关注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与自己的连接点。
小说《长安的荔枝》取材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古诗，但主人公的设置却不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而是一个将鲜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的小吏。古代的很多小吏，包括一些普通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跟现代人的日常是非常相似的，能够产生古今共情。我的创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的小人物故事，从历史长河中“捞”起来，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时代变迁背后的真正动力。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要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故事。一方面，要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要反观当下，了解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及大众关心的事物。只有具备以古观今、古今共情的能力，才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将老故事用新讲法呈现出来，引发当代人的共鸣。
记者：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您如何处理好作品的历史感与当代性？同时，如何把握好“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原则，在历史的缝隙中展开想象，编织故事？
马伯庸：历史可以分为“档案历史”和“真历史”。“档案历史”是指客观的历史事实，而“真历史”是指能够对现代产生作用的历史，才是被人们所感知的历史。
克罗齐认为，历史需以当下现实为锚点，才能够进行讨论与重构。“当代史”不是以某个时间为界限，而是取决于历史事实能否与个体生命经验产生关联。在文学领域，可以将这句话略作引申：“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题材小说。”文学作品讲的虽是历史掌故，倾注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的观照，这样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看到后，自然会生发共鸣之心。回顾文学史，历经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无一不具有跨越时代、感动读者的力量。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立意落在“守护长安”这个命题上，主角张小敬守护他所爱的城市，保护生活其间的百姓，他的言行超越了贵贱有别的封建社会陈规习俗。读者阅读时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身边的警察、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等，想到那些默默守护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这种个人体验与感动会移情到张小敬身上，与小说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
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原则，可理解为历史小说创作的“三明治”理论。最上面的一层是历史重大事件无法改变，应尊重历史，一旦发生改变，不能称之为历史小说，而是幻想小说或架空小说。如描写秦始皇，就不能描写他没有统一天下，这不符合事实。
最下面的一层是历史细节，对风土人情、典章器物等生活细节，力求考据精细。如玉米在明代传入中国前，中国人还吃不到玉米，类似这些细节要精准，避免“出戏”。
中间的一层是“历史可能性”，即在历史上不一定发生而是可能发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件事情从逻辑上可能会出现，我希望在正史的“缝隙”中找到这些空白的地方，把它们填充起来，让他们在正史的背后构成一条完整的、虚构的，但合理的逻辑链条。
记者：从您的观察来看，迥异的文化背景是否会成为阅读的障碍？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海外读者如何读懂历史小说？
马伯庸：迥异的文化背景并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曾经美国电影、日本动漫、欧洲小说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受众并未感受到距离感。因此不需要为迎合海外读者，担心中国文化元素容易对海外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而降低门槛，只要产品内核、表现形式足够好，所有的门槛都不是门槛，都能够成为海外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同时，不要拘泥于只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还有现代化、具时代特征的新事物，如高铁、航空航天、网络小说、新国潮等，这些是当代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表达方向，同样能够获得海外读者的体认。
以颇受日本读者关注的小说《两京十五日》为例，小说中涉及大量明代的专有名词，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但并不妨碍日本读者阅读。从他们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普遍关注的不是那些难懂的名词，而是故事本身。他们甚至会因为阅读这部小说而对明朝产生兴趣，从而寻找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和解读。只要故事足够精彩，海外读者自然会被吸引，并愿意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向海外读者讲述中国故事，首先要找到能够打动更多人的情感共鸣点以及与当下时代的连接点。中国文化非常复杂，应避免简单化叙事倾向，不要将海外读者视为幼稚无知的人而为他们科普。我们要做的是恰如其分地、严谨准确表达好中国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马伯庸，民进会员，作家。曾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等。2005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古董局中局》《长安的荔枝》《大医》等。